明代学校生员政治活动述论

明王朝建立以后，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在南北两京设有国子监，在各府州县以及边疆卫所都建立儒学。学校是培养各级官员的重要场所，《明史·选举志》谓：“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     

论《春秋繁露》是纬书的起源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巳矣。子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上所引孔子的话,并未见于《论语》中。故司马贞的《索隐》说:     

诔辞初探

中国古代祭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诔辞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诔辞,又称诔文,简称诔,它是古代祭文的一个大类。《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注》:“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左)传》曰:‘孔子卒,哀公诔之。’”《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     

刍议文人画与画文人

正文人画者,多为古文人之画也;画文人者,当代画家向文人靠扰也,二者致学先后程序呈颠倒状矣。前者先成文人再作画,故古人云:画者文之极也;后者则先为画,再练书法,再补文学,充实文人之气耳。古文人画先成文人其因有三:一曰发奋,二曰科考,三曰有创造传统文化之时势天机。故江山多代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取诗对句七步     

“貂蝉”探源

“貂蝉”探源豫生“貂蝉”之语义，系指古代王公显官冠上的饰物，起始于汉代的武宫。《后汉书·舆服志下》上说：“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宫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铛，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晋朝崔豹《古今注·舆服》上说，“出于胡服”。另外，...     

《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新解

《九歌·东君》曰: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论降,援北斗兮酌桂浆。“举长矢兮射天狼”是这几句诗中最为关键的一句,王逸注曰:“天狼,星名,以喻贪残。日为王者,王者受命,必诛贪残,故曰举长矢,射天狼,言君当诛恶也。”洪兴祖补充其说,引《晋书·天文志》“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认为“射天狼”即指“日诛恶”之意。 此后历代楚辞学者对于“举长矢兮射天狼”一句的诠释,皆从王、洪二氏之说。如蒋骥曰:“天狼以喻小人。射之者,恶其因日入而见也。”袁梅也说:“古代传说,天狼星王侵掠,是恶星,弧矢星主备盗贼,是善吉之星。本句意谓:举起我长长的利箭,射那侵掠为恶的天狼。(说明日神为民除害的意志。)”     

鏡泊湖名称考

镜泊湖,古时称湄沱湖,汉书地理志曰:湄沱河。唐书称镜泊湖上湖三泡所产鲫鱼,谓之“湄沱湖之鲫”;《警世通言》中云,渤海国王番书中向唐朝入贡之珍品,称之“湄沱河之鲫”。《皇朝藩属与地理书》中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二年)称镜泊湖为“阿卜湖”,又称“阿卜蕯湖”后又称为“呼尔海金”。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始称“忽汗海”。《东北山川纪略》中载:“唐人称谓渤海王城临忽汗海,即此处也。”《东北三省与地图说》中称:“明志始呼镜泊湖。”满     

费乐群: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正著名作家张少武曾亲笔赋诗予费乐群,赞曰:"欲传国脉志弥坚,墨海笔耕四十年,字如珠玑浸血汗,精骛书道果不凡!"初识费乐群在2018年入夏"《我爱你中国》公益快闪活动"的现场,费乐群应活动筹备组之邀在现场为庆祝党的生日题字。他衣着朴素、为人低调,但精神矍铄、谈吐幽默、挥毫泼墨,尽显书法家的大气本     

史迁笔法:定褒贬于论赞

从《左传》"君子曰"到《史记》"太史公曰",标志着史家从道德评价主题到历史评价主题的转变。《史记》论赞有显、隐之别。所谓显,或借仁人君子之义行壮举抒发敬仰之情;或书昏君权臣之暴行劣迹发泄怨愤之意;或述王朝更迭、世族盛衰以寄托兴亡之感;或对重大事件提要勾玄以探其成败之因;或深察人心向背以昭示民意之不可诬;或阐明写作本旨、书法义例以成其一家之言。所谓隐,或反话正说,似褒实贬;或侧笔反衬,寓有深意;或暗含影射,曲笔诛心;或言此意彼,绵里藏针。     

圣贤理想境界的实现途径及其现实意义

圣贤不同的理想追求,影响着各自民族的发展与前景。研究其实现不同理想的共同途径,对于人类把握客观规律、掌握社会的前景与个人的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圣贤所开创的不同的理想之路,其本质竟不约而同:一曰修心:存思至诚,少私寡欲。二曰修行:弃恶扬善,中道而行;舍己利人,普济众生。三曰超佛越圣:破佛圣之缚,无佛圣之念。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     

论东汉士人的“岩穴”情结及其文学表现

东汉官场污秽,众多守节之士向道家思想寻求人生寄托,不与当道合作,多高蹈隐逸之行。有的人志追巢父,裂冠毁冕,栖居岩穴,轻慢王公,傲视天子;有的怀道隐居民间市井,以全性遂志为人生理想,躬耕自给,泰然处之;有的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屈从征辟,但他们居官不视事,身在魏阙,心驰岩穴,身与心陷于极度的矛盾中。这些"岩穴之士",有的以坚定的隐逸之志和岩穴生活实践著称,有的则将隐逸之志见诸吟咏,抒发"岩穴"情怀。东汉士人寄情岩穴的人生实践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释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记》

杭州西湖抱朴道院存石碑一通,立于大门之外,为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重建葛仙庵碑记》(以下简称《碑记》)。《光绪杭州府志》第九七卷著录《碑记》之名,援引《武林访碑录》曰:“万历四十年二月,沈应文撰,王国祯书。”所录立碑时间和碑文撰者、书者姓名,均与原碑相符。碑文芳于处已漫漶不清,但大部尚可辨读。今摘其要者释之。一、葛洪生平和卜居西湖初阳台《碑记》曰:葛洪“初,学举子业,仕勾漏县令。以平复功升关内侯。耻爵禄不及其弟,弃职不受,归而     

关于《琵琶行》的音乐描写

一、《霓裳》应有“开元”“清”音、“天宝”“邪”声两式关于《霓裳》,宋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三中考证最为详细。他的结论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所谓“西凉创作”,是指西凉进《婆罗门曲》之史事;“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是指《婆罗门曲》经润色而改名为《霓裳羽衣曲》的故实。这一论断,符合《唐会要·诸乐》的记述。《唐会要·诸乐》说: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据此,我们认为,《霓裳》在天宝十三年之前和之后,不仅称谓不同,在内容上也是     

戴震《声类表》简述

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是清代著名的音韵学者,对上古音颇有研究,写有《声的考》和《声类表》两书。前者是有关音韵学一些问题的论述,是一部韵学通论式的著作,后者是一部表现上古音系的等韵图,是他进行古韵分部工作的总结。据戴氏的学生、著名的文字音韵学家段玉裁在此书的序言中说:“丁酉(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之五月,师又自著书日《声类表》,以九类者谱之(按:戴氏初分上古音为七类二十部,后来改订为九类二十五部),为九卷。一曰歌鱼铎之类,二曰蒸之职之类,三曰东尤屋之类,四曰阳萧药之类,五曰庚支陌之类,六曰真脂质之类,七曰…     

子贡所过汉阴考

《庄子·天地》篇中有一段关于汉阴的文字,记载了子贡经过汉阴时同一老者就用桔槔汲水进行辩论的故事。原文不长,为了论述的方便,先摘录于兹。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榾榾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     

《溱洧》句读一得

《诗经·郑风·溱洧》两章诗中有五句重复出现的男女对话:“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圩且乐。”自汉迄今,治《诗》者大都把三、四、五句理解为诗中女子所说。仔细推敲起来,这种理解显然是欠妥的。不能正确地句读这几句诗,又势必不能完好地理解全诗的意境。先看汉代经学家郑玄是怎样为之作笺的:“女曰观乎,欲与士观于宽闲之处。士曰已观矣,未从之也。女情急故劝男,使往观于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宽大又乐也,于是男则往也。”这里郑玄第一个定调认为“且往观乎”和“洧之外,洵圩且乐”都是女子的话,是为劝诱男子再往而说的。唐朝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女谓士曰观于宽闲之处乎?意愿与男俱行。士曰已观乎,止其欲观之事,未从女     

打脸、唾面及其他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有这样一则记载:“Οστο(?),ραπιξειει(?) τηνσεξιανσιαγονασον,στρεφοναντωκαιτηναλλην”[“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 (旧译文);“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现代中文译本的新译文)。在我国,《尚书大传·大战》中太公曾说:“骂汝勿叹,唾汝无干”。关于唐代的娄师德,也有这样一则记载:师德“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已。’师德曰:‘未也,絜之,     

“楚申包胥使于越”辨

凡涉及春秋、战国时期的越、楚关系,人们往往以越灭吴时,楚使申包胥为越王勾践赞襄大计等史事,来说明越、楚间相互支持的友好交往。然而,揆诸史籍,申包胥使越一事,却颇为使人生疑。首先,就史料而言,在先秦史籍中,申包胥使越之事,仅见于《国语·吴语》: 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问焉,曰,:“吴国为不道,求残我社稷宗庙,以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与之徼天之衷,唯是车马、兵甲、卒伍既具,无以行之。请问战奚以而可?”包胥辞曰:“不知。”王固问焉……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犹未可以战也。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越王曰:“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