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体美学”到“后身体美学”的范式转换及其内在逻辑

自理查德·舒斯特曼提出“身体美学”的学科提议始，相关的知识生产便呈逐级递增之势。舒氏“身体美学”思想恰如身体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不期然地联结起了传统与当下两种不同的身体美学研究范式。如果说舒氏身体美学及其之前的身体话语研究是对西方美学中身心二元对立传统的解构与超越，那么后人类时代的身体美学研究则是对身心统一的技术化践行与反思。因此，从“身体美学”到“后身体美学”的转换，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变革，即由在二元论框架内展开的以思辨为主的知识言说方式，向科技与人文大融通的“反身性”言说方式的转变。这种身体美学研究范式的位移，更新并重塑着我们的知识地图，让我们对“自然人”与“技术人”的本质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也为当下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路径。     

消费语境下身体美学理论与实践的悖论

进入20世纪以来,身体美学理论成为当下中西方学术热点之一。然而在消费语境下身体美学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以下四大悖论:批判“精神的圣化”与“身体的圣化”、身体的自我解放与身体技术的规训、女权运动的崛起与女性身体的消费、身体的狂欢与身体的焦虑。     

数据规训与身体焦虑：量化身体的多重实践及其伦理取向

数据化生存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认知图式与实践表征之一。在数据赋值的话语实践体系中,量化身体代表着全新的评价模式和意义价值,其所代表的技术价值成为自我身体对照与确认的参考体系。通过自我身体数值化、身体追踪精准化、身体展示立体化,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形塑了互动关系。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的互动实践凸显着身体伦理困境,数据量化的逻辑呈现遮蔽了主体存在,量化指标的意义确认与赋值分割着自然身体与理想身体之间的差距,自然身体迎合了当代身体工业,并始终处于“被衡量”“被评价”的焦虑状态。数据化生存语境下,技术取向与身体伦理的统一性、凸显“关心自己”的价值原则、伦理评估与风险控制的双向进路,则可用以调整量化技术与身体意象之间失衡的伦理关系。     

卢梭与杜威的儿童身体观比较研究

在学界发生了"身体转向"的今天,卢梭与杜威两位教育思想家在对儿童身体的认识上颇具前瞻性。二者都重视儿童身体的自由成长与适当锻炼,强调成人对儿童身体的呵护及感官对儿童成长的价值。但是,杜威强调儿童天性,也很重视从社会层面关注儿童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卢梭批判医学对身体有消极影响,杜威的科学思想则并不与医学相抵牾;卢梭从带有文学色彩的自然主义教育观看待儿童身体,杜威则批判吸收了卢梭的观点,并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视角观照儿童身体。基于二者之比较,教育应以儿童身体作为各项活动的起点。     

消费主义:一种新的身体规训

消费主义是当代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想。它的兴起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理论上,对消费主义所持的态度可以分为自由主义和批判主义两种。在当今社会,消费主义已成为一种新的身体规训形式。它的规训策略是建构理想的身体形象,大众传媒的宣传与鼓动,身体改造技术的标准化与普遍化运用,并对消费主义氛围中身体境遇进行了反思。     

物质身体、文化身体与技术身体——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之简析

随着“身体性”理论的逐渐成熟,技术哲学家伊德提出“三个身体”理论建立起了他的身体性理论。在他看来,身体一是以胡塞尔、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派提出的作为肉身建构的身体,即物质身体;身体二是以批判现象学为主的福柯等提出的作为文化建构的身体,即文化身体;身体三则是考虑到技术的因素而作为技术建构的身体,即技术身体。技术的意义凸显而出。这一观点实质上是技术工具论批判的又一新的进展。     

隐喻还是现象:重思传播学视域下的身体问题

身体研究在元理论层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即建构主义和反建构主义,分别侧重于身体的象征意涵和感知意涵,即作为隐喻的身体和作为现象的身体。这种辩证认识论有助于审视传播研究如何进入和架构身体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将注意力投射在身体的主体性焦虑上,从媒介进化史和文化展演的角度出发,发掘了身体在场的技术语境和象征价值,这是对建构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在日益沉浸化和交互化的传播环境中,身体又被塑造为赛博格的新隐喻和超越话语的新物质实践,这分别是建构主义的延续和反建构主义感知的物质化转向。未来,传播学视域中的身体研究需要高度重视认识论问题,从学术现象讨论转向学术体系建设。     

再现与感知：中国传统医学的时间身体观

从“再现”和“感知”这两种身体史的广泛取向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思想中“时间的身体”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的身体观念与医疗方式都建构于时间观念的基础之上;身体结构的描述多使用符号与象征方式,依照时间结构建立了相应的身体结构,世界的构成被用于描述身体;在身体表征和如何对待身体方面则多以感知和经验的方式来处理,身体对季节和时令变化的感知和经验被用于描述身体本身.     

媒体作用下的理想身体意象研究述评

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服饰、美容等信息的过程中,倾向于把焦点集中在常人所难企及的理想身体上,而这种身体形象对于个体的理想身体意象构建,有着极大影响。将媒体所倡导的身体形象内化为自身理想身体意象的个体,往往会产生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进而出现焦虑、抑郁、过度锻炼与节食等状况。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通过梳理西方已有研究与相关的理论阐释,探讨个体将媒体所倡导的理想身体内化之后的负面影响,以及几点可能的干预措施。     

从权力技术到自我技术——从福柯的视角看女性美容手术的身体建构

福柯的身体理论经历了从早期的权力技术到自我技术的转变,权力技术着眼于一种针对身体的微观权力技术,旨在让人们的身体变得可控.而在以《性史》为代表的晚期著作中,福柯则提出了一种更富生产性的身体技术,即自我技术.而当代女性主义积极地将福柯的视角用于审视当代女性美容手术对女性身体的建构,并指出在美容手术中,社会权力的微观技术是如何演变成女性身体的自我生产的.     

身体社会学: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

近年来,身体社会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与研究取向,构成了聚焦和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对身体主题的关注,既与社会学本身的理论旨趣有着内在的连贯性,也是对当代的身体、经济、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根本转变的一个必然回应。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统一的多元蕴意。身体社会学以身体为切入点,主要从结构与行动两种路径来理解身体的社会表征与符号意义,关注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具有感受性和体验性的"具体人",进而理解在现代性话语和理性逻辑规训下人的境遇。这种身体叙事与理论路径,涵括了丰富的话语场域、经验现象和社会学想象力,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拓展与超越,为我们重新发展出理解社会的新的知识图谱与理论系统。     

都市·身体·语言——朱天文小说论析

朱天文是华语文坛上最优秀然而也是最难解读的小说家之一。从都市书写、身体书写与语言书写三个方面深入探讨,由此发现其一以贯之的后现代抵抗姿态。朱天文书写的台北是都市的台北、后现代的台北,借由这一书写,她填补了华文文学中书写抵抗后现代大都市的空白;朱天文的身体书写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借由书写情欲展开后现代分崩离析的认同探讨,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她对生命对时间的焦虑;而语言是朱天文作品最醒目的标志,她不断地试验中国文字的表现力,终于在《巫言》中大获成功,对她,语言/书写既是抵抗后现代的一种姿态,更是她生命的形式,她的原乡所在。     

身体权学理独立过程考

《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的“生命健康权”和第119条与第136条所称“身体”受到伤害,实为侵权法不同于人格权法的表达习惯。侵害“身体”实质上侵害的是生命健康权,而不同于“身体权”的“身体”,这是自然语言与法律语言的混淆。司法实践中没有造成伤害的侵害身体行为,对精神损害赔偿提出了要求,进而促进了身体权在学说上的独立,学说上出现了“包含说”、“独立说”和“折衷说”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案。身体权在学理上的独立,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客体独立期和权利独立期两个阶段,而另一种“侵扰公民的身体”的理论构建则逐渐淡出了学术舞台。     

日常生活里的身体诗学——哦该诗集《地铁》身体视阈管

诗集《地铁》是＂新湘语＂诗人哦该的代表作,以身体修辞的视阈观之,其诗歌具有清醒的平民化身份意识,诗人通过对世事万象的原生态呈现,依靠＂身体＂的肢体动作和切肤体验,传达给读者一种身体的疼痛感,进而实现对身体意识的解构,影射出对生命的关怀和存在的焦虑,在日常琐事里建构其独特的身体诗学。     

数字影像身体的审美特征

影像身体是银幕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时代的影像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衍生了两种新的形态:变形身体和虚拟身体,演员对这两种形象的塑造已与前数字电影大相径庭。其次,与前数字时代相比,影像身体的角色设计和表现方式也呈现迥异的风格和模式,它们是想象的、拼贴的产物,且东西方的数字影像身体各自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形形色色的数字影像身体呈现出共同的恐惑的审美特征,既体现在影像身体的恐怖形象上,也折射出技术语境下大众的某种恐惧心理。     

以身体为焦点:由现代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

改变身体成为理解身体之后自然而然的问题。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类与自身身体的关系有着四种不同的形式:为缺陷的物质身体所累、为有限的物质身体所拼、为多元的文化身体所困、为虚幻的技术身体所扰。针对这四种情况,人类借助现代技术改变着身体而呈现出四种情形:不断弥补缺陷身体走向完好;不断提升有限身体走向无限,不断修正多元文化身体走向稳定,不断摆脱虚幻技术身体走向自身。     

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

离身观念曾主导着不同领域学者对传播与身体关系的研究,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为具身性进入传播与身体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研究发现,具身性为反思既有的两种传播观念以及关照新传媒技术实践提供了难得的逻辑切入点。首先,批判性地揭示传播传递观所隐含的刺激—反应这一实证主义逻辑,凸显身体及其知觉类型在传播效果研究中的系统性缺席;其次,从符号与现实关系的角度检视传播仪式观的作用机制,尝试以具身视角填补由这一作用机制所造成的学理困境;再次,以具身观念反观新传媒技术及其实践,将虚拟现实理解为具身性的传播实践,借此为彻底离身的技术神话去魅。     

"身体写作"在中国的影响与变异──从性别身体的角度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理论与当代中国身体写作的创作实践之间存在着三方面的异质性.针对西方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性别观,西苏提出身体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跨越性别的界限,而中国身体写作在传统的两极相关性别论的影响下,则是为了突出个体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功能;西苏所阐述的身体是多样态地感觉世界的感性身体,而中国的身体写作指向私人生活领城中的身体;西苏认为应该表现身体的包容性,把身体作为思考的起点,而中国的身体写作则侧重表现身体是个人认同的最终参照.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身体的澄明之途——对西方哲学中的“身体性”问题的思考

从身体的维度出发,揭示了西方哲学对“身体性”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解答：其一,传统西方哲学将肉体和心灵的关系置于一种对立二元论的基本构架中,使肉体在意识哲学中一直处于一种隐匿和遮蔽的状态。其二,后现代哲学家用“肉体”来反抗意识哲学的独断性。展开了所谓的“哲学肉身化”运动,又将肉体以及与肉体相关的一切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这两种哲学在“身体性”问题上仍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独白式”的主体性哲学,而要真正解决“身体性”问题,只有坚持的一种“身体间性”维度的现象学精神,才可能达到“身心合一”的完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