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独立定罪的法理探析

近年来,自杀事件呈上升趋势。在我国,自杀一般不构成犯罪,但造成自杀的原因复杂,其中不乏教唆、帮助者的恶意行为。教唆、帮助自杀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因刑法无明确规定,对其刑事责任的认定较为困难。学界、司法实务界倾向以故意杀人罪对该行为定罪处罚。但笔者认为,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与故意杀人具有实质的不同,故应独立规定为犯罪,并就此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立法构想,以抛砖引玉,期望对立法完善略有帮助。     

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刑法评价

我国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并无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司法实践通常将其作为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处理。根据行为人主观是否为恶意、客观是否造成了死亡后果为标准,将实践中教唆自杀的情况分为三种进行甄别。可以认为,对于主观上出于恶意、客观上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教唆自杀行为应受到刑事处罚,建议针对此类情形在立法中增设教唆自杀罪;对于帮助自杀行为,应当认为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尚未达到动用刑法处罚的程度,故而将此行为作非罪化处理更为适宜。     

参与亲属自杀行为的定性分析 ——以张志祥案为例

我国司法实务将参与亲属自杀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理由有二:一是帮助自杀;二是不救助行为违反作为义务.但是,当自杀者对自杀有清晰认识和积极态度时,这种真意自杀应属于法外空间.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对此进行帮助的行为,没有一个规范上违法的实行行为可以依附,故不成立该罪共犯.同时,帮助者也没有对自杀行为有所支配,不构成间接正犯.真意自杀应当由自杀者自我负责,法律并不强制其他主体承担诸如先行行为和扶养义务产生的救助义务,所以也不成立不作为式的故意杀人罪.     

教唆他人自害行为的立法思考

阐述了理论界关于教唆他人自害行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分析了教唆他人自害行为不应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间接正犯论处,也不应以共同犯罪处罚。提出教唆他人自杀的,应以对教唆他人自杀罪论处。教唆他人自伤的,应以教唆他人自害罪论处。     

认真评价本犯的事后行为

"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给人当然不可罚的印象,因而"共罚的事后行为"的概念更为准确;在本犯行为因为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超过追诉时效以及在诉讼法上不能证明时,能够而且必须对事后行为单独进行评价;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财物或捡拾遗忘物,满十六周岁后故意加以毁坏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本犯教唆他人作伪证的,可能构成妨害作证罪;杀人后碎尸的,将侮辱尸体罪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有助于减少故意杀人罪死刑的不当适用;间歇性精神病人伤害他人,恢复正常后不救助而导致他人死亡的,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大学生自杀现象心理分析与危机干预研究

大学生自杀现象一直是教育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有关大学生的自杀与防范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果。对自杀者进行详细的心理分析,可帮助人们了解自杀的原因,为预防自杀提供参考。加强对自杀的危机干预,可最大限度地避免悲剧发生。目前我国高校的自杀防范措施,主要通过对自杀的防范教育与心理咨询来实现。     

试论共同教唆犯

共同教唆犯不同于传统共犯理论中的共犯教唆犯,其构成要件有三：教唆犯主体为二人以上;各主体有教唆他人犯罪的共同故意;各主体有共同的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对共同教唆犯的定罪处罚,应以刑法分则中单独规定教唆罪为基础,井以各教唆主体在共同教唆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而论。     

日本人自杀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探析

自杀是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一种文化现象,引起自杀的原因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的文化因素.从日本人对自杀者的宽容、日本人自卑的处世哲学、日本人的"死亡即美"的观念等角度,解读日本人在生死问题上特有的文化心理,即死是生之延续,死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种修身律己的行为.     

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理论上属于广义上的共同侵权行为,但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具有特殊性.从规范模式看,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在我国经历了由司法解释到民事立法的演变过程,但现行立法规定仍有完善必要.教唆人与帮助人在侵权行为中的主观恶性及其对后果的影响等方面明显不同,因而在民事责任承担上应有所区别.教唆、帮助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根据被教唆、帮助的对象不同确立相应的民事责任承担规则.即教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由教唆人承担全部责任;教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由教唆人承担主要责任.     

教唆未遂犯处罚原则的反思与突破

传统教唆未遂犯处罚原则是指将教唆未遂犯当作被教唆的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原则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处刑失调以及扩大处罚范围等问题.教唆未遂犯具有侵犯法益的危险且处罚教唆未遂犯符合刑事政策要求且十分必要.应以分则中明确规定的教唆型犯罪作为处罚教唆未遂犯的边界,并以其所触犯的教唆型犯罪罪名定罪,将该条款作为刑法分则教唆型犯罪的法定从宽情节解决处刑失调问题.此外,应对"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进行严格限定,以缩小处罚范围,且对被教唆人拒绝教唆原则上适用"但书"进行出罪.     

对女性自杀的反思

女性自杀现象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分析女性多种自杀现象,可以看出,女性自杀者大体有心理脆弱型、心理障碍型、心理压力型、为情自杀型等心理特征。解读“女性自杀”,我们至少有六点反思:应当关注和制止自杀行为;应当注意捕捉抑郁者自杀信号;应当消除对自杀认识的误区;应当提倡知足常乐;应当切实维护妇女权益;应当重点关注青少年。     

心理危机干预在急诊自杀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占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5。自杀在中国死亡原因中排序至第5位，是15-34岁人群的第一位死因，是当前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了解自杀者自杀行为的原因，针对不同的原因，做好心理护理，对重塑患者健康心理及人格具有重要的意义。2004年1月至2007年12月我院急诊科共救治自杀患者284人。     

试论独立教唆罪的设立

教唆行为的错综复杂,无疑将教唆犯问题变成了刑法理论界极具争议的话题。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种立法例存在明显欠妥之处,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唆犯规定在同一刑法条文当中,无疑会致使学界在研究教唆犯问题时分不清两者的界限。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共犯教唆犯与非共犯教唆犯区分开来。由于目前教唆犯问题在立法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矛盾,应将非共犯教唆犯从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一章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立教唆罪,置于分则当中。     

共犯异罪的立法研究--谈刑法中的独立从犯与独立教唆犯

共犯同罪,为传统共犯理论之基石.然在我国刑法当中,已出现了割断共犯间的联系,根据各共同犯罪人的实行、帮助、教唆行为分别定罪处罚的立法例.这一突破,有实践的需要,亦有立法的浮躁性带来的困惑.其中,独立教唆犯的规定有其合理之处,有的教唆行为应当也可以独立成罪,而独立从犯的设计则是不合理、不科学的,从犯与主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共犯关系,不应分离.     

关于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再思考

大学生自杀事件屡有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原因很多,本文着重分析了大学生自杀者主体因素,同时也给出了社会、学校、家庭等外部原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预防和干预的措施。希望能给高校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提供一定的参考,也希望引起学校、家长、社会各界对大学生思想和心理的关注,帮助他们健康成长,早日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心理原因探析

青少年是我们国家的希望,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军.近年来青少年自杀,特别是集体自杀的案例屡见不鲜.造成这些处于花季的青少年自杀的表面原因很多,如考试失利、家境贫寒等等,但是包含在其中的内在因素却是早期不良教育留下的隐患、青少年青春发育期的特点等.作为成年人应该理解、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克服成长过程中的苦恼.     

自杀危机干预成功的秘诀——让当事人自我成长

现代社会，自杀是威胁人类也是威胁中国人生命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心理学家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最好方法是助人自助，本文主要从心理咨询角度论述自杀危机干预成功的秘诀是促进当事人的自我成长。本文在分析了自杀和自杀者的心理特征后，提出了“‘当事人自我成长’的自杀危机干预模式”，并详细论证了它的四个阶段。     

粤西大学生自杀态度及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为了解粤西大学生自杀态度及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从而为开展大学生自杀预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采用自杀态度问卷和社会支持量表,对粤西高校28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2．9％的大学生对自杀行为持肯定或理解态度,61．1％的大学生对自杀者持肯定或理解的态度;大一学生比大四学生．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农村学生比城镇学生在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上持更否定排斥的态度;自杀态度与社会支持存在弱相关。     

英美刑法的谋杀罪与我国故意杀人罪辨析

谋杀罪在英美刑法中既是普通法上的一种严重犯罪,同时也是制定法中的严重犯罪.我国虽然没有对谋杀罪的规定,但我国刑法中有对故意杀人罪的具体规定: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我国的故意杀人罪和英美刑法中的谋杀罪同中有异,需要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太宰治战后小说的自杀意识

战后日本“无赖派”主要代表作家太宰治,是一位极其典型的“私小说”作家。他将其生活经历、生命感悟、精神气质和自杀倾向投射于小说,使其笔下人物具有强烈的虚无感、恐惧感、罪恶意识和自杀意识。太宰治的小说中自杀者并不仅仅是基于神经敏感、性格软弱和简单的自我否定而自杀,他们自杀于精神危机,拒绝在虚妄与恐惧中生活,以此表达个人式反抗与最后的呼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