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从东汉农村社会看东西方封建社会的差异

中国古代社会在发展形态上,同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东汉农村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说明从古代农村公社衍变而来的家族宗法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形式,宗法血缘关系是中国封建制度社会组织的纽带,等级——阶级寄寓于宗法关系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不受到宗法制的制约和影响。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残余不断被冲破,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受到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从而造成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特点。这是东西方社会发展不同道路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形式。中国封建社会以帝王、家长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因素。     

论古代特权在刑法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法律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中华法系具有明显的维护君主专制,维护宗法伦理关系的特色,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法律是特权法,具有明显的特权性。这种法律特权性指的是,根据儒家尊卑贵贱的等级学说,法律公开宣布并确认社会成员具有不平等的法律地位。表现在根据宗法家长制的原则,以等级制基础形成了以君权为核心,以宗法特权为基础,以官僚特权为主要标志的等级特权结构,法律将此公开加以严格维护。同时,中华法系具有以刑为主,民刑不分,诸…     

从仁、德、礼看孔子道德政治模式

仁、德、礼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三个基本概念。孔子说仁,以人为本;讲德,以政为主;谈礼,以国为归。它们各有不同的内涵而又互相联系,由此构成了他的道德政治模式理论。一、仁、德、礼与人、政、国孔子生当“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面对“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动荡而多变的社会现实,孔子是相当地不满。对此,他说过一句颇为典型的话:“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以下只注篇名)孔子是社会等级秩序论者,认为社会的安定有赖等级秩序的井然。因而,在孔子看来,政权下移,僭越成风,宗法贵族等级统治秩序的解体,会酿成社会的动乱,是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的。     

试论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制度

历代皇位继承制度都说是嫡长子继承制 ,而嫡长子继承制又是宗法制的核心要素。但是纵观中国古代史 ,以嫡长子身份当了太子并顺利继承皇位的可以说少之又少。矛盾的根源是由于宗法制是奴隶社会特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秦汉以降的封建社会 ,只有宗法观念或者说是宗法精神 ,而无完整意义上的宗法制。连宗法制都不存在 ,在封建社会又何来嫡长子继承制呢 ?所以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只能是父子相传的皇子继承制 ,它最符合“君天下”的专制体制     

“直文化”与“隐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

“隐文化”和“直文化”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是父系家族和部落联盟的一对产物。西周、春秋时代是“隐文化”的鼎盛期,与此同时,“直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两者在战国时发生冲突。在此后的封建时代两者逐渐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隐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秩序;“直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王权为核心的集权式社会秩序,它们的观念表现分别是礼治和法治。两者殊途同归,共同为中国古代法律从野蛮走向文明发挥了作用。     

中国的东亚秩序构想:过去与未来的连结

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对思考当代世界秩序的积极意义。在分析意义上,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所蕴含的和平秩序是一种替代征服性帝国的国际关系模式,其中值得借鉴的原则包括:文明吸引力、制订合法性标准、非战原则、自愿原则、以经济实力支撑政治秩序。同朝贡体系一样,现代国际关系也会孕育事实上的权力等级、经济与安全上的依附,但这些关系并不意味着与主权平等原则相冲突。     

尊尊之义：从丧服制度看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情感原则

本文通过追溯当下政府行为特点背后的思想渊源，展开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内在精神的理论探索。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构建在起源处就与基于家户财产的家父长制支配不同， 强调基于人性中的尊尊之义来构建从父到君的政治伦理。 以君臣上下为主的传统政治秩序的内在精神主要是尊尊之义与道义原则，这两个维度以人的仁义之性为基础，调整着政治秩序中君臣关系的具体样态，并以礼制的形式塑造出一套关系伦理，型塑着中国人的心智结构。这一关系伦理虽然在历史与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但仍然对政治秩序有着根本性影响。     

春秋时期家臣职权扩展与宗法制嬗变

西周时期小宗世袭为大宗家臣，异姓亦可世袭为家臣，“事保厥家”乃其职责。然至春秋，家臣势力逐渐增强，由西周“事保厥家”的“宗法性家臣”发展成春秋后期“执国命”的“陪臣”。伴随着春秋时期权力下移，家臣权力上升、职能增强且家臣身份也呈现多样化发展。家臣制源于宗法制，在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摆脱宗法制的约束，逐渐发展成为后世帝国时期官僚制的雏形。同时，家臣选任及流动的自由冲击了宗法制下世卿世禄的原则，也折射出宗法制下传统社会观念的演变趋势，最终影响到后世“家”“国”关系的构建。     

"诚信"--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观念

"诚信",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道德原则,产生于远古的祭祀活动,发展于春秋的会盟活动。它以等级政治道德要求为核心,包括人神之信、君臣之信和君民之信,而这些内容为等级结构和法律所制约。从性质上说,"诚信"是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重要观念;而作为普遍道德意义上的诚信和基于商品契约的诚信,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立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原则。     

孝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意义

孝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意义邹效维解保军孝观念对中国人影响甚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被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统治者推崇。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孝”既是处理父子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处理君臣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明确了子对父、臣对君的绝对服从义务...     

封贡体系:一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封贡体系：-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试论宗法制的几个问题

宗法制是对我国上古社会 (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制度。本文认为 ,宗族是氏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与氏族既有密切联系 ,又有区别 ,它并不与氏族制同生共长。在我国上古时代 ,宗法制与分封制有着不解之缘 ,甚至可以说 ,如果没有分封制 ,也就没有宗法制。宗法制有着自己特定的社会政治内容 ,这方面的内容与氏族制所固有的血缘关系构成了宗法制的两弦 ,并使这把上古社会结构的胡琴奏出永恒而美妙的乐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 (如西周、春秋、战国 )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宗法制都各具特色     

婚姻的内在张力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故受之以恒。”———《易经·序卦传》中国先哲关于“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的断言 ,在２５００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仍找不出可以推翻该定论的任何证据。“夫妇之道”的现代话语便是“婚姻生活哲学”。有人预言新千年的人类革命来自婚姻家庭 ,并最终改写人类历史。我们不必为某些耸人听闻的言论而动容于虚无的未来 ,我们应该体贴眼下的实在。除了极少数无法或不想经历婚姻的人…     

丧礼与《诗经》悼亡诗

丧礼反映了上古先民的丧葬礼俗,表达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更是对于人生最后阶段的高度重视。丧礼的存在强调了对于个体生命归宿的尊重,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同时亦包含着对个体生命一生行为品质的总结。丧礼表达的是生命终结时的恭送情怀。丧礼的重要特征是体现孝道,这是君子品德的重要体现。“人为歌声以助哀”的《诗经》悼亡诗,体现了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情感,反映的是生命世界的伦理秩序。与此同时,丧礼与挽歌,反映了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丧礼的规格大小之别,不仅是生命世界等级秩序的体现,更是强调死者对于社会贡献大小的区别。丧礼越是隆重,个人的价值就越是充分,对于生者的示范意义就越大,事死如事生的意义就越明确,死者为大的意义就更加突显。     

韩非子学说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理论基础

周秦之际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监察活动的制度化与专门化。在先秦诸子中,唯有法家能够为这种制度的兴起提供理论依据。韩非子秩序优先的前提下强调君尊臣卑伦理的绝对性,主张君臣异利,在政治领域强调以权力监督权力的重要性。韩非子的监察理论,强调以"法"、"术"、"势"一整套规则体系来规范和引导君臣关系,加强君主对人臣权力的监管。他的学说,对秦朝监察制度的创建以及汉代监察制度的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