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治中村民主体意识的回归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绩效。村民自治以村民为主,在乡村自治中村民具有参与者、受益者以及评判者角色的主体地位。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发展,村民自治主体明显缺位,出现村民对本村事务关注度下降、自治组织工作乏力、自治组织职能定位模糊等问题。促进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构建物质利益联结体,建立乡村人才吸纳与培育制度,明确乡村自治组织职能,规范乡村自治权力运行,最终形成以村民为主的共商、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法治乡村建设论纲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建设法治乡村,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振兴立法和乡村治理结构,通过推行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制度、促进“三治”有效融合,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农民权益保护等四条红线,正确处理自治与他治的关系、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治理、法律法规授权或课责农村自治组织等问题,不断提高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质量与效力,依法赋予行政机关以附带民事争议的裁决权,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化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夯实乡村法治之基,从而助力法治中国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系列文件要求,从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需求出发,梳理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探索法治乡村建设的制度逻辑,有利于推动构建法治乡村建设实现机制,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和公共法律服务向乡村覆盖,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

摘要：村民自治的有序开展离不开作为主体参与者的农民公民意识的提高,当前我国农民公民意识还存在许多问题,还需从壮大衣村市场经济、推进村级民主实践、重塑乡村政治文化、深入开展公民教育等四方面加强对其培育,最终实现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     

法治乡村建设中“小微权力”运行的结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事业发展的同时,农村自治组织支配的资源大幅增长,村干部权力也随之扩张,村干部权力虽“小”“微”却渗透广泛。农村小微权力行使单位对信息的垄断,逐渐演化出隐蔽决策并加剧权力失范风险。规范小微权力运行,须在法治乡村框架内重塑权利保障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以应对自治单元内部和外部因素介入村务后衍生的复杂问题。村务信息的顺畅沟通有助于明晰村务权力的边界和程序,有利于提升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参与村治的积极性,进而破除村民“不在场”的自治怪象。村民的有效参与促使村治不再是村干部的单向管理,而是在“权利-权力”“权力-权力”的结构优化调整中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论法治主体的界限意识

鉴于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缘起于人的欲望之界限意识重要性,梳理了古希腊时期知名哲人、政治家对界限意识的描述,并在刘进田教授界定界限意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当注意的四个问题：界限意识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界限意识,人与自然之间是无法谈起界限意识的;在谈论界限意识时应当注意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界限意识的产生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几乎是同步的;界限意识是指个体人的自我意识,而不是群体人的自我意识.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成为农村治理的必然趋势。基层政府、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广大村民都成为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由于我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次不彻底的改革,在农村治理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致使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遭遇到了种种困境。针对此,笔者从改革农村治理主体、完善多元合作治理体制两方面探寻实现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路径,这本身也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路径进行探求。     

法治背景下的公民意识探讨

法治国家的全面进步,法治社会的整体发展,良好、完备的制度建设是必要的基础措施,然而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意识却是不可忽略的推助器。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意识仍处于启蒙阶段,这对法治进程产生了不小的阻力。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公民意识以及其对法治的诸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法治精神的合理内核努力塑造、推动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成熟。     

乡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建设法治乡村"的总体要求,深入分析当前乡村法治建设困境及产生的原因,提出提升农村各个主体的法律意识、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建立和完善农村有关法律制度、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等对策。     

乡镇建制:历史、现状及未来

乡镇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基层行政建制单位。乡建制萌芽于春秋战国之际,定型于秦汉时期。镇建制始于北魏,现代镇建制出现于清末。乡镇建制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演变。从1998年开始,乡镇处于大规模撤并过程之中。乡镇撤并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总体而言,乡镇作为一级建制仍将延续,但乡建制和镇建制在各地的未来走向有所不同。     

新农村建设下的乡镇政府回应

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能否对乡村社会和广大农民的需求做出积极、敏感、负责任的回应，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提升乡镇政府回应能力的思路主要有：继承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树立群众观念；改革压力型行政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把握好回应指向；建立健全乡镇政府回应机制等。     

和谐村镇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初探

和谐村镇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认真研究和谐村镇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全面、客观地反映和谐村镇建设的成就和进程，更好地指导和谐村镇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和谐村镇建设评价体系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客整洁和管理民主五个方面的5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和谐村镇建设的水平和成果。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这种社区不同于农村村委会,也不同于城市社区。这一新生共同体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挑战。"村改居"后的社区主要面临社区自身角色的转换、社区自治中如何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发展自治组织,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等三个主要问题。"村改居"社区应该积极转换角色,引导群众积极参加社区事务,建立长效的制度机制。     

新农村建设中能源贫困的制度困境与对策

我国农村能源贫困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但我国现有的农村能源法律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全国性农村能源专门法律;制度粗糙,配套措施不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制度不规范;新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不足等。通过综合考察分析国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农村能源法律制度建设的相关经验,在探索全国性的农村能源专门立法、理顺农村能源管理制度、加强农村新能源经济激励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我国的公民自主意识及其培育

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实现社会文明的基石,而其发育需要成熟的公民自主意识作为内在动力。公民自主意识是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内在体现。而我国长期受集权主义政治模式的影响,公民自主意识缺乏,导致公民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存在较强的官方依赖心理和志愿失灵、弃权渎责现象。只有完善公民意识教育政策,通过塑造公民人格、学校教育和社会引导及社会实践来激发公民主体意识、强化公民权责意识和参与意识,才能使公民养成理性成熟的自主意识,为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     

农村法治建设的要素性缺陷及其完善

农村法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目前，农村法治建设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农村法治的运行还很不完善，要完善农村法治建设，必须健全立法、执法、释法、修法、守法、治法等各个环节，构建一个健全的农村法治运行环境，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     

中国乡村关系的现状及对策

在“乡政村治”格局中 ,乡政权 (乡镇党政机构是其主要组织形态 )与村治权 (村民委员会是其主要组织载体 )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关系是制约乡村治理的深层因素。作者在分析乡村关系冲突的主要表现的基础上 ,提出了健全乡政村治制度体系 ,实现乡政与村治的法治化 ;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 ;改革乡政政绩考核指标制定制度 ,规范乡政行为 ;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各自的职责权限 ;有条件地逐步推行乡镇长直选等若干对策建议。     

江苏省大学城建设中高校的债务风险及其化解

在大学城建设过程中,银行贷款在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改善高校办学条件的同时,也使高校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给高校带来了较高的债务风险。就江苏省大学城建设中高校存在的债务风险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教育产权的角度提出了化解债务风险的措施。     

发展市场经济与增强人的主体意识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人成为经济主体。但主体的生成不是自发的 ,也不是政府自上而下所赋予的 ,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就要求增强人的主体意识 ,如独立自主、自由平等、进取开放和能力本位意识 ,使人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身份和地位 ,从而在现实生活中主动地行使自己的主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