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区研究与中国化

社区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也是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的重要努力方向或趋势,吴文藻、费孝通等一生的重要学术成就便是社区研究。本文梳理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社区研究的学术史,并重点关注费孝通对中国化社区研究的贡献,进而指出社区研究中国化的发展前景:个案扩展与比较社会学思想相结合。     

吴文藻与中国社会学

吴文藻（1901年12月20日～1985年9月24日）,江苏江阴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默斯学院学习社会学,1925年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习社会学,并于1928年获博士学位,同时获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1929年应清华、燕京两所大学之邀回国任教。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     

走出思想史阴影的齐美尔--兼评《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

齐美尔这个名字对中国知识界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中国的社会学家就在自己的著述 中介绍过他的学说,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一些翻译作品,才引起我国知识界对这位与韦伯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的更大关注。关于齐美尔其人其事,我们或多或少     

“他是一位很感人的知识分子”——《费孝通传》读后

最近,我饶有兴味地读了美国历史学家阿古什(R·D·Ankush)教授的《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中译本改名《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感到它发扬了中国古代史家那种秉笔直格的精神。中国修史素有直笔、曲笔之分,作者不是修史,用的却是直笔,他对于费孝通这样知名度极高的社会学家,不溢美,不虚夸,客观地把他置于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学的     

近二十年来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会学是从西方引进的 ,其成长与发展的过程 ,以及理论架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乃至研究主题都受到西方社会学的深刻影响 ,因此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一直是社会学界的一个基本目标 ,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３０—４０年代社会学界对中国化问题的讨论 ,逐渐形成了两种有深远影响的观点 ,一派以孙本文先生为代表 ,强调以中国的材料和事实对社会学基本理论进行重建;另一派以吴文藻、费孝通先生为代表 ,要求通过社区研究 ,增进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这一时期兴起的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 ,随着５０年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中…     

评《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

《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一书既是今日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传记,又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记录。该书从费孝通年轻时在苏州的经历起,一直写到他在1957年由于倡导社会学的重新制度化而被剥夺了其颇有影响的地位。书中追溯了这一“热情奔放的”人物的思想变化:他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是一位不问政治但颇有进取心的学者,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和中国国内战争时期),也被卷入中国的政治。五十年代,费孝通成为一名献身于社会科学的斗士,并使自己成了不受政府宠爱的人。通过分析费孝通在上述不同时期的作品,阿库什评述了费的社会学思想,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吴文藻、费孝通和李安宅对知识社会学的引介与消化,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基于此尝试论证三人分别开拓了三种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路径。吴氏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主要依据,主张知识与知识人受限于社会本体论,走向实践改造社会的国家主义。费氏一直到1950年代之前似乎在曼海姆与韦伯之间摇摆;到晚年则尝试从新儒家出发,提出社会科学应借鉴诠释学,关注“心”的问题,从而重新接近张东荪的知识社会学。李氏原先引介曼海姆最积极,后来转向吸收张东荪的思想而走向韦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考察整个知识系统在社会中沉淀的不同层面。通过上述比较,文章尝试指出,社区研究可能需要与知识社会学结合,才能将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推至更深处。     

社会学的人文属性与社会学研究——兼论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的理论意涵#br#

自社会学学科创建以来,社会学的“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从对费孝通晚年一文的解读出发,试图在解读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阐述。文章认为,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学科的人文属性是社会学题中应有之义;从社会学的“学科意识”这一维度出发,阐述在社会学本土化趋势下,社会学如何与人文科学进行有意义的勾联,是社会学扩展自身传统界限的关键。     

费孝通教授２０世纪末研究成果的再学习

去年11月,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度过了他的九十五华诞。他 70 多年的学术生涯可以使人们感悟到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成长的艰辛。1979年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得以重建时,他已是60 多岁的老人,因为坚信社会学可以成为一门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他决定挑起重建社会学的重任。1在这以后的20多年中,他怀着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从农村到小城镇,从小城镇到城市,又从城市到经济中心,足迹遍及全国。他“行行重行行”,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走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前沿,提出并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开始把…     

文明社会的现实探索——费孝通五十年学术生涯概述之一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在国内外事有盛名在费孝通先生的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学实践中,他分别对中国农村社会、社会结构、少数民族、小城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一套以实地调查为主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同时,他对推进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振兴和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载概述费孝通先生五十年学术生涯的文章此文系莫晓羱同志研究费孝通社会学实践和理论的一部分,仅限于学术生涯的概述,有关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论述方面、本刊将在适当的时候刊出     

听!小说家在向社会学呼吁

陈卓乾的小说《避雷针》(见《小说月报》1984年第8期)以敏锐的观察力、细腻的笔法,揭示了普通的家庭纠纷,提出了对社会学家的呼吁:“……为什么他在研究武汉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就不应该研究一下家庭的发展战略呢?费孝通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之后,不是有很多人开始研究社会学了么?社会学家就应该统计一下,全市有多少对夫妇,     

社会学调查要发展

费孝通教授在这篇文章里畅谈了自己进行社会学调查的一些体会。时代在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也要发展。我们从文章里可以看到老一辈社会学家治学的严谨态度和进取精神。费孝通教授在这方面的体会,本刊将继续刊登。     

雷洁琼与中国社会工作

在当今中国,雷洁琼是同费孝通齐名的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国内外广受尊敬和爱戴,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泰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     

社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形态比较--比较分析『浙江村』和『超级村庄』

在马林诺夫斯基开设了社区研究之后,得到了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回应,吴文藻、费孝通为后来的学者奠定了基础。而中国在30年代后不断变化着,社会中的不同组织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曾经被定义为社区的对象同样在改变,变化之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英文)

作为“权利”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等类型;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这些也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中国社会学初创阶段,严复等人在社会学本土化和学术话语创新方面进行了尝试。费孝通经历了中国社会学前期发展阶段近20年及后期56年全过程,其学术历程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具有典型意义。在理论自觉基础上努力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     

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表现为：1、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2、对马林诺斯基功能理论偏颇的修正;3、提出“心态”概念和“文化自觉性”观点;4、应用类型比较的田野研究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祝贺李景汉执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寿辰

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1月22日举行座谈会,祝贺我国著名老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李景汉教授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六十周年暨九十寿辰。费孝通、于光远、陈翰笙、季啸风、河建章、袁方、苏驼、周海婴等到会祝贺。座谈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郑杭生副教授主持。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会上代表第二代社会学家,向他们前辈的李景汉先生祝贺九十寿辰。著名学者于光远在讲话中说,“调查研究是唯物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唯物主义如果不是口上说的,     

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

费孝通先生是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英国,其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被国际社会学界誉为"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回国后,费孝通先生致力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地调查,发表了诸多经典的调查报告。他一生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土本化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是获得过"赫胥黎奖"和"马林诺斯基奖"的亚洲学者。 费孝通先生对《社会》杂志的发展曾寄予以极大的关心和希望。他曾为《社会》创刊号寄文,其著名论文《江村五十年》也是首先发表在《社会》杂志上的(1986年第6期)。在即将迎来他95岁华诞之际,本刊特刊发一组有关他学术思想的述评文章。     

旧中国的社会学团体

1922年,由社会学家余天休发起组织的“中国社会学会”在华北成立。这是自十九世纪末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以后,在我国出现的第一个社会学团体。学会出版了《社会学杂志》(双月刊)。由于当时国内社会学者甚少,参加者寥寥无几,成立不久就无形消散。这是中国社会学家致力于组织专业性学会的第一次努力,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尚未具备,因而半途夭折了。事隔数年以后,随着一批留学欧美国家的中国社会学者陆续学成归来,社会学著作在国内的出版逐年增加,社会学也逐渐由少数大学的科目,推广到一般大学课程,由大学选教科目进而为专设学系,在大学里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这样,组织社会学团体的想法在南方一批社会学教授中间开始酝酿起来。直到1928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想法才得以实现。是年9月6日,社会学家吴景超博士访美回国来到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孙本文为吴洗尘,遍邀上海各大学及在沪的社会学教授聚会,借此机会共同商议有无组织社会学学术团体的可能。席间,有孙本文、吴景超、吴泽霖、应成一和钱振亚等人提议组织一个地区性的社会学协会,结果获得全体赞成,决定成立“东南社会学会”,并创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