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面临着突出的公共性困境,表现为公共性再生产不足、碎片化和离散化,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破解乡村公共性困境的根本良策。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治理基本元素,也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过程蕴含着三重解释逻辑：利用双向嵌入型重构价值取向、依靠政治势能促成权力聚合、通过互动交往形塑治理关系。为优化乡村治理共同体,应当注重彰显公共精神的价值追求、完善党建引领的权力关系、优化效能导向的治理制度。     

基层治理共同体责任网络建构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基层治理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责任共同体,基层治理共同体责任网络的建构对于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建构基层治理责任网络需要在总体框架设计、横纵向责任配置、联动规则设定与运行效能生产方面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当前,基层治理遇到了主体超负运转、政权供给式悬浮、既有科层制裹挟以及脱域性治理等难题,陷入了权责关系失衡、责能嵌入缺位、责任驱动异化以及责任空间错配的现实困境之中。为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责任网络,应在职责序构的基础上确定共同体责任边界,运用分类匹配框架编制责任清单,在差异化情境中调适治理责任节点,并借助责联网平台保障责任认定与追究机制运转,以此促进基层治理责任共同体的生成。     

北极渔业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因素:以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为例

国家行为体对于科学家群体的知识依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特征。在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全球治理新疆域中,科学家的知识权威和网络化构成的认知共同体也成为影响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在北极渔业治理中,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作为重要的认知共同体,坚持双重身份、需求方驱动和非直接约束原则参与治理,而共识性、开放性和非强制性的治理特征为其推动北极渔业的议程设置、国家政策和社会共识,以及间接提供决策方案创造条件。但是,认知共同体的软性"去国家化"与科学家群体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问题,认知共同体影响力的阶段性递减或反向影响,不同认知共同体之间面临的相互竞争等问题,构成认知共同体参与北极渔业治理的主要制约。     

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逻辑构造

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新概念，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要使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成为指导我国环境立法、实现生态文明的科学依据，需要深刻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逻辑构造。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贯穿了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逻辑起点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生态、资本为本，其逻辑要义是以新发展观、新生产力观、新文明观组成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辩证统一，其逻辑指向是坚持环境正义的人类命运共生发展。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将自然—人类—社会三者进行有机统一，坚持人类的根本利益，从地球整体视角统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塑发展和环保的联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以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德治建设与秩序塑造：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逻辑研究——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实践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双重面向,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来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农村社会中,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手段起着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治理实践考察,结果发现：德治建设通过构建价值引领、规则嵌入和行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农村自治体系的精神秩序、制度秩序和行为秩序的塑造,激活了村民从价值引领实现社会价值遵从、规则嵌入实现社会规则（村规民约）适应、行为示范实现社会治理角色转变的跃升,推进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更新。     

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引领未来的海洋治理需要我们具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赢得全球伙伴的尊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在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础的治理方案。     

疫情防控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表现与优化路径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集中展示了我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制度威力和强大力量。上至提供政治保证的党委领导、落实主体责任的政府负责,下至筑牢安全防线的社会协同、凝聚强大合力的公众参与,都切实发挥"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治理模式的巨大效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规范共同体的公共价值导向、界定共同体的主体参与维度、创造共同体的联动治理环境等举措,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构建与优化,搭建起更加全面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积极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

本文系统阐述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内涵及地缘战略意义,指出海洋治理体系与海洋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反映了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探讨了中国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面临的机遇与诸多挑战;着重分析和设计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若干路径,并明确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海洋治理的对策建议。指出积极打造蓝色伙伴关系—蓝色利益共同体—蓝色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海洋社会成为中国海洋治理的终极发展目标。     

村企合作的生成逻辑、政策需求与理想类型

村企合作契合多元主体间利益均衡需求,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富裕的内在需要.促使村企合作维续的根本在于制定以产权实践为核心的村企合作利益分配政策、 以治理有效为指向的现代企业管理政策、 以风险规避为导向的"三农"利益保障政策.村企合作有效实现的理想路径是构建以规则共同体为支撑、 以市场共同体为导向、 以价值共同体为目标的利益共同体模式,通过塑造利益认同心理、 筑稳利益协调机制和赋能利益组织建设,把村企合作多元主体有机融合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结构中,并坚持底线思维、 系统思维和法治思维,保障土地、 粮食和生态安全.     

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可持续等要素的理念，在法治层面上体现为维护海上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全人类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赤字加剧，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海洋法治的视角看，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依托，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落实，需要推进全球海洋法治的建设进程。     

水资源治理与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5年11月,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共同启动了澜湄合作机制,澜沧江—湄公河跨境水资源合作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澜湄水资源治理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关系发展中的关键点。本文通过引入水资源治理理论和澜湄命运共同体议题,以流域国家水资源开发政策为背景,分析研究推进澜湄水资源治理的原因、水资源治理对澜湄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而对中国参与澜湄水资源治理提出初步建议。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这就是说,不仅存在把人当作目的的伦理学,而且存在把“人-自然”系统当作目的伦理学。这一伦理学不仅以人为尺度,即以人的利益作为伦理标准,而且以“人-自然”系统的和谐发展为尺度,承认生物物种的生存权利,尊重和维护地球上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因而应该制订生态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我们认为,生态伦理学有如下的基本原则。 一、爱护从而尊重生命和自然界 这是生态伦理学的命令性原则,是它的最高行为原则。从伦…     

行业协会共同体营造：基于新加坡会展协会的个案研究

行业协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脱钩管理后,部分行业协会生存困难,发展受限,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行业协会的期冀不相符。通过梳理相关概念,建构行业协会分析框架,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新加坡会展协会进行研究发现,该协会通过空间营造、行动者营造、环境营造和行动营造增加行业内行动者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提升社会信任水平,求同存异减少恶性竞争,以促进行业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实现行业治理功能。我国行业协会可以通过打造边界明确的共同体空间、吸纳共同体行动者、开展营造行动以及从内外两方面增强行业协会共同体营造能力来实现其行业治理的功能。     

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农村社区建设

农村社区建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狭义的农村社区建设,当下有两种研究理论,即功能主义的共同体论和治理主义的社区治理论。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是对两者的批判性借鉴,认为农村社区既是一个功能共同体,又是一个治理单元,因此城乡一体化下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是要让农村居民享受到现代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两个要件:使管理型的农村治理结构转变为服务型的社区治理结构;强化农村承接各种社区服务的社区平台建设。最后,本文从社区规划机制、财政投入机制、服务供给机制和组织管理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涵及路径

理念是全球海洋治理的顶层设计。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趋势下,以理念为切入点解构全球海洋治理诸多困境,是寻求破解全球性海洋危机的必由路径。共同体理念因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和全人类价值共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聚合全球海洋治理共识,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以《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筑开放包容的国际海洋秩序,践行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环境治理路径,助力以蓝色伙伴关系破解全球经济发展壁垒。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世界海洋格局变化,将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和均衡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研究

全球海洋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而为全人类所有的海域及其所包含的资源,既具有主权的无归属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以及利用的规范性特征,也在经济、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正面临治理态势的权力政治化、治理供给的赤字化和治理价值导向的私有化挑战。完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需要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治理主体的包容与协商原则、治理方式的多元与规范原则、治理收益的共享原则。中国可以从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治理机制改革、主动宣扬和践行"中国话语"三方面出发,积极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进程,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在共同体的视角中看民主

人类社会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共同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共同体形式属于家元共同体的范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建构起了族阈共同体;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将是合作共同体对族闽共同体的替代.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民主可以发现,民主具有一个生成和蜕变的过程.家元共同体是一个完全集权的社会,而族阈共同体则建构起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的治理方式.但是,族阈共同体中的民主处于差异与共识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从而造成了民主的困境.随着合作共同体对族阈共同体的替代,民主将在蜕变中得到提升,从而成为合乎人类民主理想的真正的实质性民主.     

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酝酿渐变的形成期,也是百舸争流的博弈期,中国需要萃取传统特质,因应现实需求,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理论正遭遇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基于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历史实践经验,中国既不能当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亦不能遵循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应以海洋强国建设为基础,以和平正义为特质,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人海和谐为追求,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新的中国海洋观。通过由己及人、由片及面、由易到难的路径,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海洋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洋环境领域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海上安全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网络,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风险社会中的共同体再造:反思与出路

在由个体承担风险的社会中,想象共同体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风险社会中存在着共同体追求的悖论.民族国家中共同体的自由主义、情感主义和国家主义等传统在风险社会中都陷入失灵的困境.再造共同体需要新的想象力,需要从培育功能性关系的认识模式、网络化组织方式以及多层次共同体结构等方面理解共同体再造的新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