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理性

本文试图阐明这两个问题:第一,并没有“历史理性”这种东西;第二,所谓“历史理性”或“历史理性主义”是人们误用“理性”而对历史本身的根本曲解     

萨特人学的“非理性”论

该文从研究萨特文学的目的出发，主要探讨了萨特人学的非理性问题。１．指出西方人学非理性在文学中的两大类表现。２．萨特人学的非理性，不在于揭示“潜意识”，而重在反对“唯理论”；３．在分析了传统理性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之后，认为萨特的“非理性”不等于“绝对的反理性”；４．“抗争性”是萨特非理性人学中的主要因素，他要求人们面对被奴役的处境，勇敢做出“不”的行为选择；５．“新理性”是萨特人学的隐形追求，从传统理性→非理性→新理性，应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三段式。     

试析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之关系

在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曾出现过许多误解。作为人类思维的两大基本工具,形式理性和辩证理性之间是互补互益的关系。正确区分两种“矛盾”是认识两种理性的关键。辩证理性以确定性为基础讲求变化、发展;形式理性暂时将形式与内容区分开来,研究变中之不变,最终目的是达到更全面的认识。两者统一于思维对确定性和全面性的要求。     

对“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几点质疑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说,充分论证了“经济人”的理性是如何追求并达到自利目的的。“理性经济人”使得经济学理论研究更趋“科学”化成为可能。然细究“理性经济人”的内涵,我们发觉颇值推敲。     

情依于理 情理交至——叶燮理性美学观新解

叶燮的理性美学观倡导察识征理而以理性为艺术立法 ,提出“幽渺以为理”而为艺术理性定位 ,强调情得理真、情依于理而申扬“情理交至”论 ,分别解答了文学与理性、艺术理性的概念规范和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科学理性及其双重效应

本文对近现代“科学理性”进行了界定、描述、剖析，认为科学理性对文明与文化具有双重效应，指出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科学理性及其功能、效应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与判断     

从“基督之爱”到“理性之爱”--论黑格尔“理性”思想之宗教起源

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违背了耶稣之爱的初衷,而走向对立的“实证宗教”。康德“道德神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基督教所造成的上帝、世界、人之间的对立。黑格尔起初赞成康德理性思想的批判,但是随着对“实证性”理解的深入,黑格尔发现康德的“道德神学”也是“实证”的。因此,黑格尔要求重新回归“基督之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即黑格尔理性思想的起源,从基督之爱向理性之爱的过渡,即黑格尔理性思想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     

论哲学的“理性”

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有着不同的释说,这是理性的相对性一面。但哲学本质上是“理性”的,这又是它的绝对性一面,或称为“绝对的理性”。作为人类理性最高层面上的哲学的“理性”,是“宇宙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反思的理性”,在这意义上说,亦是“绝对的理性”。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对现行真理定义的几点异议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两大对立思潮。从古希腊开始,理性主义获得了系统和全面的发展,然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非理性主义兴起,他们的批判促使理性主义逐步走向衰落。     

理性主义在语言学史中的地位

从古希腊关于语言起源的“名实之争”,到17、18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关于“语言天赋论”的不同观点,再到当代美国结构主义和生成语言学派之间的对立,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始终贯穿于西方语言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如果以理性主义的视角梳理西方语言学的发展脉络,探讨理性主义在语言学史发展中的地位就会发现,理性主义使语言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而又成为一门领先的学科,影响着其他学科的发展。     

关于生态伦理观的人文理性尺度

传统科学理性隐含着科学不能解决系统问题和科学发展的非人性化的趋势,导致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与生态环境产生尖锐的矛盾,这客观地要求人类必须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审视传统科学理性.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传统科学理性尺度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而提出了与生态伦理观相适应的人文理性尺度.     

论科学理性主义

科学理性主义是以爱因斯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在冲破旧的机械论自然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基础上所建立起的与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自然观、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科学理性主义为辩证理性思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自然科学论证.     

洛克经验主义体系中的理性主义倾向

洛克通常被认为是近代第一个将经验主义构造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家。但是,他在使经验主义认识论理论化、体系化的同时,又将诸多理性主义因素容纳于其经验论体系之中。他不仅与笛卡尔等理性主义者一样视“实体”为最高认识对象,而且主张人具有“天赋”的认识能力并极力推崇“直观的知识”和“解证的知识”。洛克的经验主义体系之所以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既有本体论上的原因,又与其所处时代人们对理性的崇尚以及对传统知识定义的信守密切有关。洛克的某些思想成为后来康德综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先声。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

20世纪90年代之后,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出离"制度建构主义"转向制度演化理路的倾向.梳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表明,"制度建构主义"及与之匹配的新古典范式难以容纳意识形态等重要的现实因素、难以为理解长期变迁过程、制度的多样性等提供理论支点.是诺斯理论转向的基本原因.而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演化理路在制度研究中的光明前景.     

理性如冰 浪漫似水-卢梭浪漫主义简析

浪漫主义是近代西方的一种文化思潮,它产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推崇情感,情感福音成为与启蒙运动理性法庭不同的另一种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来源于卢梭.但卢梭并非是一种新"体系"的创建者,而是一个极富东方智慧的思想家.他的浪漫主义并非反对"理性",而是反对"知性",即狭隘的理性主义.卢梭是一个理性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理性"试图超越知性,走向更高的"理性",即"有感情的知性(the feeling ofIntellect)".这种融合抑或矛盾贯穿在卢梭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卢梭浪漫主义如冰似水,相反相成,呈现出矛盾的统一.其真正独特之处在于向冷峻僵硬的理性土地里灌注进情感的清泉,使大地复苏健康充满生机.     

西方宪政文化的深层结构:作为认识论的理性主义

理性论的认识论是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西方式思维中以二级抽象模型的形式支配立宪主义的发展。在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支配下,产生出民主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人权主义等相对表层的宪政文化形态,并塑造出平等、自由的人格特征及相应行为模式。三者共同引导出契约式民主与立宪国家。     

中华学与中华新理性主义

世纪之交的中国 ,出现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和对象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华新理性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将在 2 1世纪成为显学。中华学是中华新理性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 ,是对“中国特色”问题的理性探索 ,是以新学科的形态出现的中华新理性主义思潮中民族特色和理性特色都十分浓厚的内容。理性地对待中华自然、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 ,是中华学的基本要求和特征。     

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透视

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理性传统的促进,即古希腊哲学理性传统的深厚影响、中世纪哲学理性精神的充分准备、文艺复兴人文思想的有力冲击。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给欧洲大陆唯理论和其他哲学的发展以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