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文化大国"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失去了固有的涵义,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边界正在被消解,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加剧,国家文化主权的主体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文化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与文化霸权主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它以否定和排斥"他者"为前提,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他者",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它们共同构成了对他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威胁.中国借鉴了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确立了建设"文化大国"的国家总体战略与相应的国家文化战略配套系统,力争在文化原创能力、文化综合国力和国家文化管理能力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最终建设世界文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网络文化传播中"国家安全理念"的缺失与重塑

网络文化传播对国家文化、信息和社会的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网络文化传播本身具有无序化、难控制、"自由化"等特征,加上对其在国家安全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缺乏认识,我们的网络文化传播正面临着国家安全理念缺失的严重问题。有效维护网络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安全,当务之急是应积极重塑网络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安全理念。     

民族平等与"文化化"——国外民族政策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目前关于民族政策的两种争论,即:在民族平等方面要求形式平等还是实质平等?在民族整合方面采取"政治化"还是"文化化"?对于第一个争论,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平等,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对于民族状况不同的国家而言,平等原则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所结合的"度",即如何让两者的结合既能满足政治民主的要求,又能完成国家政治整合的目标.对于第二个争论,虽然"文化化"不失为解决民族问题的良策,但是对于那些不具备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条件的国家而言,将"政治化"和"文化化"相结合的政策也值得一试.     

论"地球村文化"的主体形态

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竞合精神,虚拟物态”主体文化形态的提出和设计,充分体现了世界经济形态转换的内在要求,客观反映了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逻辑,符合全球文化精神内核与物态表象的同构规律,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思路,有利于化解不同国家利益集团的矛盾,有利于保障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国家"与"文明"辨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组织形式,政府是管理国家的机器.国家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组织,政府本来就是服务于国民的,但是当国家被皇帝用武力占为己有后就成了他的王朝,政府也就变成了皇帝的朝廷.改朝换代只是江山易主、政府换届,而不是国家灭亡.社会分层是自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为划分的社会层次也并非只有按财产划分的阶级一种,形成国家不等于进入阶级社会.文化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的形态,文明只是文化的精致形态."国家形成"不等于"文明起源",国家的起源的途径是多元的,文明的形态也是千变万化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国家起源与演进的序列和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都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命题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缺乏学理和事实根据的命题。如果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国书法既不在中国哲学之内,也不具备哲学的性质。中国书法不可能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部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一种很宝贵的,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它不居“核心”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肯定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又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神秘化,神圣化的倾向。     

论长株潭"两型"社会的城市文化建设

按照国家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长株潭城市群的文化建设,要将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与现代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相结合,选准主攻方向,如长沙主攻科技、影视、休闲文化,株洲主攻炎帝文化,湘潭主攻红色文化.     

论"个性自由”与"法治国家”的关系

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重新理解个性自由及个性自由与法治国家的内在逻辑联系;明确"个性解放”是个人生产力的解放;个性自由是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法治国家将个性自由和个人创造性生产能力的保护原则上升为法治国家原则.提倡在法治规范下的"个性自由和解放”,通过个人创造性劳动的自由发挥,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以此建构尊重个性、崇尚个性自由、发展全面个性的法治文化,以此建设中国法治国家.     

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若干新概念简析--"文化杂交"和"杂交文化"概念的理论内涵

“Hybridity”和“hybridization”是近来国外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概念。前者指两种或多种文化交融而产生的杂交形态,后者指其形成的过程。“文化杂交化”概念概括了现代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文化重构现象。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是整体移入,而是选取融合不同文化的片断,或多种文化杂交,它区别于“文化同化”和“文化移入”的概念。这一概念对社会认同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当代全球化运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且也显然有助于我们正确分析和对待20世纪末以来的文化现实,能够使我们摆脱西方中心论所架构的西方—非西方的对立,并避免悲观的文明冲突论。     

再议"普世伦理与民族文化话语权"

在一个价值多样、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里,普世伦理的建立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更现实的意义.道德的固有特性决定了普世伦理寓于各民族、各社会、各国家的具体伦理之中,而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难题、多样的民族文化需求又为建立普世伦理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内在驱动力.但是普世伦理也有其基本的边界,这种边界就是,在尊重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和价值选择,尊重各民族文化平等的话语权.     

亦谈激进与保守

激进与保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被长期使用的一对分析范畴.20世纪90年代初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讲座中,以"激进与保守"这对范畴来分析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趋向.     

释"毛"、"舞"

先秦典籍中,“毛”字含义有三:毛发与兽毛之类;草类;五谷。金文和《说文》中的“毛”,字形像谷子。“毛”字的基本含义就是“五谷”。甲骨文中无“毛”字而有“舞”字,“舞”字中一人所执之物非一般所释的“牛尾”,而是倒执的“毛”,即五谷。“舞”是古人在谷物成熟后执禾而舞。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关于"权力观"的思考

本文从“权力观”历史概念的提出、历史背景讨论到现代领导人的“权力观” ,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古哲”胜“今哲”!——“自涉悖论”漫谈

三个古国早已发现"自涉加否定"(P)偶发的"矛盾性";随后其一又把P"强化"为"本语句假"(Q),响应"亦此亦彼"悖论(R),携手挑战"不矛盾律".这两个"悖论之冠"Q、R,迄今仍然"扑朔迷离",被誉为"千古之谜".在20世纪初,由于"罗素悖论"的猛烈冲击,惊醒了沉睡数世纪的Q、R,即时引发西方众多"今哲"奋力解悖."今哲"经历百年挫败,在迷惘和绝望之余,竟然认Q为"无意义"而拒斥Q为"矛盾",比"古哲"倒退了一大步!     

马克思研究:"解读",还是"解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中的一个"反思"课题

企图从理论上解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目的,也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学术主旨.开创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前提是"解读"而非"解构".回到马克思,建构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对意识形态问题与科学问题有清醒的意识,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体系,实现马克思"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结合,同时还要积极借鉴西方马克思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

中国佛教讲"顿悟成佛",儒家讲"体认天理",道家讲"与道合一",儒、释、道三家在修行理论上都注重"顿悟"、"体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三家最后标的之"佛"、"天"、"道"多有相似相通之处,都是一个既无方所、无质碍而又恒常遍在,既无形无象而又可为"天地根"的"本体"、"大全"。"本体"的非实体性,导致常规的认识方法,诸如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都很难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而"直观体证"则是人类在长期思维实践过程中,试图以一种突发、跳跃的方式去对"本体"进行直接确认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论证,它认识或把握对象具有推测性,因而只是一种或然性思维,而非必然性思维。     

从"宪法评注"到"宪法学说"

宪法评注是"根据宪法"的评注,宪法学说是"关于宪法"的学说。宪法评注的成就虽然令人瞩目,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宪法评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的宪法学说。宪法学说既尊重宪法文本,也强调对于宪法文本的超越,它以当代中国的宪政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发展从当代中国宪政实践出发的宪法学理论形态。     

“软权力”评析

1990年约瑟夫.奈发明了“软权力”一词,并于2004年发表了一本新著《软权力: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成功的途径》,然而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软权力概念,也不曾解释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功能。软权力的关键性要素是对他国的说服劝导,并需要对他国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做出响应。硬权力无法维持国际领导权,因为它把其他国家视为异己,是一种消耗性权力。软权力是可持续的,并且需要对国际关系做出应答性处理。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