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资源有限与完善我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本文在分析我国耕地资源有限的现实特征的基础上,阐述了耕地资源有限对粮食供给的影响,提出了完善我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建议:支持粮食主产区生产的同时,兼顾非主产区的经营;既重视主粮生产,又鼓励杂粮种植;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双重鼓励农民种粮等。     

湘鄂渝黔边区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对湘鄂渝黔边区各地耕地、化肥和农业用水量等主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结果显示,无论是耕地资源利用系数、农业用水量消耗系数还是化肥投入消耗系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湘鄂渝黔边区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比较低.在此基础上,对粮食单产与单位耕地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和农业用水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单位耕地钾肥、复合肥投入量对粮食单产影响比较显著;而单位耕地氮肥、磷肥的投入量、农业用水量则对粮食单产没有太大的影响.据此,应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发展生态农业,实现边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户非农就业的粮食生产效应研究

用2010年河南农村住户调查和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构建粮食生产结构方程,从耕地资源视角实证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耕地规模较小农户的本地非农就业使粮食种植面积下降,外出务工则有利于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二者对粮食亩均产出的影响均为负,但本地非农就业的影响不仅程度深而且很显著,外出务工的影响很小也不显著;耕地规模较大农户的本地非农就业使小麦和玉米种植比重和粮食亩均产出均显著提高,外出务工使粮食种植面积显著下降。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为提高粮食产量,政府应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特别是对种粮大户的粮食补贴;大力发展本地非农产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近非农就业机会;规范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     

区域分工与资源转换是解决粮食供给短缺的好形式

福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50％。1987年,尽管全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77.1％,种植粮食的耕地占总耕地的80％,粮食亩产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仍然缺口粮食176.2万吨(自给率为82％)。笔者认为,由于福建耕地资源异常     

粮食安全视角下主销区耕地利用可持续性分析——基于本地生态足迹模型

文章运用本地生态足迹模型,对我国粮食主销区耕地利用的生态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6省市均存在人均耕地生态赤字,耕地利用处于不同程度的不可持续状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增加了人均生态足迹,降低了人均生态承载力。这种状况已经影响粮食主销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应该严格耕地保护措施,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改善食物消费结构,保持适度人口规模,提高耕地的生态可持续性。     

粮食面临人口和土地的挑战

文章指出我国粮食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人口和土地的挑战。由于我国人口多,土地少,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人口的不断增长,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粮食的产需矛盾日益尖锐。解决粮食问题的对策:一是认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二是开发土地资源和管理好耕地面积。开发土地资源,不能仅限于耕地,而且要向山河、湖泊、大海等一切可以索取食物的领域进军,改革种植结构,节约耕地种植粮食。     

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

粮食主产区出现利益失衡：“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农民收入与粮食生产呈负相关。利益失衡的原因为：粮食主产区为生产粮食承担的权利、责任与利益不对等,粮食生产对地方政府不仅没有税收,反而还要地方政府增加其配套补贴,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和推进城镇化的成本。要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中央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建立粮食区域补偿基金,加大向粮食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国家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健全和完善粮食主产区金融支持政策。     

内蒙古凉城县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研究

本文以现状评价和未来预测为手段,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凉城县耕地、人口、粮食三者之间的关系.依据凉城县近年来耕地、人口、粮食的基本情况,运用灰色系统模型和自然增长法,对该县的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进行预测,提出耕地与人口协调发展的途径.     

赤峰市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研究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现状评价和未来预测为手段,研究了赤峰市耕地、人口、粮食三者之间的关系。依据赤峰市近年来耕地、人口、粮食的基本情况,应用灰色系统模型,对该市的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进行预测,提出耕地与人口协调发展的途径,为当地政府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提供参考。     

关键在于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问题、粮食问题,仍然是21世纪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热点问题.对于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目前已经出现粮食供给偏紧的我国来说,这个问题将会显得更加尖锐与突出.如果我们在战略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决策上出现失误,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解决山区粮食问题的途径

广西的山区县面积135,38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57.4%,人口1,485.41万人,占总人口38.5%,耕地1781.5万亩,人均耕地1.2亩,林地和荒山荒地约12亩。近年来,实行大于二十五度陡坡耕地退耕还林政策后,山区的粮食问题受到了一些影响。今后如何解决山区人民的粮食问题呢?     

中国粮价问题的透析与对策

中国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解决粮食问题必须立足于国内,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都不能过多地依靠国际市场填补粮食缺口;要确保18亿亩耕地并有必要的耕地"储备";应适度放松管制,适当扩大粮食出口;建立和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长效机制;积极推进"绿色革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基于耕地粮食生产潜力的驻马店市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研究

通过对1999—2008年驻马店市与河南省的粮食产量的对比分析,从耕地粮食生产潜力的视角,采用谢庭生的粮食预澍模型,对驻马店市2010年及2020年粮食产量进行了预测,进而估算了驻马店市耕地承载盈亏,最后结合驻马店市实际,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驻马店市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三维坐标下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质量管理问题研究——以东北粮食主产区为例

粮食主产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当前,粮食主产区耕地质量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实施有效的耕地质量管理,应当构建包含农户、第三方主体、政府在内的三维坐标。在现有产权制度不足以激励农户维护耕地质量的情况下,应当在建立约束机制前提下提供公共物品的支持,使兼有耕地使用者和质量维护者双重身份的农户成为养地措施的执行者。第三方主体违法排放污染物会产生外部负效应,是耕地污染的主要外源。控制其污染耕地的根本性措施是依法严格监管,这需要政府提供法制建设、科学化管理、政府财政支持及价值取向、有效的监管手段等四个要素。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隐患与解决建议

粮食安全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从粮食生产和粮食供给的微观角度来看,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取得显著成就,但同时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也存在一些隐患,包括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粮食种植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种粮收益逐年下降,粮食生产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现有的粮食补贴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以及粮食浪费现象严重等。因此,需要从健全耕地保护监管体系,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优化粮食产业区域布局,构建生态高值粮食产业体系,推进新产业新模式融合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完善粮食动态补贴机制,倡导全民节约等方面着手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明清华北平原高粱种植的崛起及其原因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高粱种植呈现出异军突起的局面,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增多,在粮食种植结构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一跃成为可以和粟、小麦相提并论的主要粮食作物。究其原因,除了高粱自身习性因素外,明清华北平原因人口激增而产生的粮食供给压力、因人均耕地速减而产生的拓展耕地需求等共同促成了高粱种植的崛起。由于高粱的大规模种植,增加了华北平原粮食总产量,才使得这一地区安然度过了人口膨胀时期的粮食危机。     

宁夏人口、耕地、粮食的发展趋势和对策探讨

人口、耕地、粮食三者之间关系的协调,是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农村一切经济活动、各种经济关系,都同人口发展变化、都同人们居住生活、劳动工作所依托所不能离开的土地、粮食状况有着或紧密或一般的联系。在宁夏经济全局中,农业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0%,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4%。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处理好人口、耕地、粮食三者关系,努力使之协调发展,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宁夏人口、耕地、粮食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趋势作一探讨,并针对这种发展趋势提出一些对策看法,以引起讨论。     

信阳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历史的思考——信阳农村经济发展特点分析 纵观信阳农村经济系统运行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出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是平面农业。农业的发展局限在耕地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上。长期以来,信阳农业技术手段只是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形态上,从而限制了农业向高层次拓展,农村生产力总是在低层次的水平上徘徊。三十多年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872斤,比1952年的505斤只多317斤,每人每年增加增粮食不到10斤。与此同时,信阳农村人口增长很快,1984年农业人口比1950年增长80％多,每年净增人口8万多人。每人平均耕地也由解放初期的2.7亩减少到1.3人亩,导致了“人多——地少——粮紧”的恶性循环。人口增多,耕地绝对和相对减少,粮食紧张,为了维持生存,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只得凭借落后的开发手段扩展耕地。这种平面垦殖在1957年达到高峰,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据文献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我国人口5,959万人,耕地面积57,700万亩,人均占有耕地9.68亩,平均亩产140斤。按此推算,人均占有粮食应该是1,355斤。明朝洪武26年（公元1393年）,全国人口6,054万人,耕地77,000多万亩,人均占有耕地12.7亩,平均亩产250斤,人均占有粮食1,905斤。到了清朝道光14年（1834年）,人口猛增至40,100万人,耕地85,000万亩,人均占有2.1亩,平均亩产280至300斤,人均占有粮食448斤。1947年,全国46,100万人,耕地127,487万亩,人均占有量还在2.7亩左右。1980年,全国98,255万人,耕地149,000万亩,人均1.52亩,平均亩产420斤,人均占有粮食648斤。我们未能及时将“珍惜土地,保护耕地”作为基本国策,致使耕地锐减。1977年比1957年净减1.8亿亩,平均每年减少900万亩,加上同期开荒2.6亿亩,实际共减少4.4亿亩,平均每年减少2,200万亩。此乃是战略性的失误。我们应当“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中部地区粮食生产波动性分析及政策建议

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1978—2008年其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平均为30.33%。本文运用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相关数据,采用粮食生产波动指数对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波动特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78—2008年中部地区粮食产量在波动中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并且具有波动频繁、周期短、幅度大等主要特点。针对中部地区粮食生产波动的特性,系统分析了政策导向及粮食价格、耕地总量和粮食播种面积、农业物质和技术投入、粮食流通体制等经济社会因素对中部地区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结合中部地区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实际,提出了稳定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