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黄侃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先生众多学术文献中的代表作。上卷小学十一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可是翻开这部巨著的扉页上,有一《国故论衡写道》:“……侃幸觏秘书,窃抽微旨。虽牛蹄之涔,匪尽于大海,而洪钟之响或藉于寸莲第子蕲州黄侃。”妙也,古今中外著书立说请人写序者屡见不鲜。而有资格写序者,大多是这方面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章太炎、王国维、黄侃

章太炎 在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是否产生过可以与过去三千年中国文化史上经典著作比肩的作品,如果有,是哪一部书?这是争议很大且见仁见智的问题.章太炎出版于1910年的《国故论衡》,可能是其中一部.对于这部书,胡适评价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     

兼及"著作"与"文章"--略说《国故论衡》

作为近代学术大家,章太炎的特出之处在于,不满足于对具体学者、著述或思潮的考辨,而是“全史在胸”,借助旧学新知的融汇贯通,透视三千年中国学术流变,并试图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牢靠的根基。而1910年刊出的《国故论衡》,最能代表章太炎的学术风貌。这是一本精心“结构”的“著作”,实虚结合,充分体现了章氏治学的特色。     

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

<正> 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的晚年入室弟子,泛滥群籍,尤精乙部,除留下《魏晋南北朝史》等大量著作外,对章太炎遗著的整理、出版也关怀备至。《章太炎全集》就是在仲荦先生的精心擘划、辛苦经营下得以问世的。章太炎生前曾手定《章氏丛书》,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韵语》一卷,《庄子解故》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齐物论释》重定本一卷,《国故论衡》三卷,《检论》九卷,《太炎文录》二卷、别录三卷、补编一卷,《蓟汉微言》一卷。有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刊     

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一本世纪初年，章太炎、梁启超等开始检讨中国思想史的全程。章著《书》平章周秦以迄清的思想学术，内中《原学》开篇即称“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提出了解释思想史的一种方法。又著《国故论衡》、《别录》等，取西学以证中、印学说，为后人示轨范，开门经，为晚近治中国思想史的胡适、侯外庐等所推崇。同时，他表彰请德不以经术明治乱，不以阴阳断人事，夷六经于古史，视儒为九流之一，求真求是而不是通经致用的态度，也为后来治中国思想史者所秉持。梁启超治思想史则有明确的致用观念。为唤起同胞的爱国心…     

校书并非始自孔子

治学离不开书本。因为书本不真,所治之学必肤浅误谬。故治学必先治书,治书是治学的基础。可见,校书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我国第一个校书者是谁?段玉裁《经义杂记序》说:“校书何放乎?放于孔子。”俞樾《札迻序》写道:“校雠之法,出于孔子。”章太炎《国故论衡》也说:“孔子录《诗》有四始,雅、颂各得其所。删《尚书》为百篇,而首《尧典》,亦善校者矣。”孔子固然是善校,后人概括他的校书方法为:“精,细,详,慎。”但却并不是校书首创者。据文字记载,我国第一个校书者当推正考父。正考父比孔子早二百多年,是春秋初期的宋国上卿,历佐戴、武、宣三公;生父孔嘉,别为公族,以字为孔氏,还是孔子的     

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藏运动"的影响

曾经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学术的传统。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都可谓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前驱;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古史辨派”又明显受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试论训诂与考史——选注《雁门集》的体会

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明解故上》云:“先民言故,兼故事与故训二者。”这一立论精辟地指出传统的训诂主要包含考史叙事与诠释词语这两大方面。训诂原本是一种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工具性的专门工作,通过“故训”解释词义乃至阐述语法、分析句读、说明修辞、串讲文意,这是人们共同理解的。但是,太炎先生所强调的“故事”,即考史叙事,揭示古代文献写作的具体背景,提供必要的史实故事,则往往被忽视。事实上,训诂的对象既然是历代文献,它们就必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离开对背景与史料的掌握,孤立地进行所谓诠释词语,不仅理解肤浅,还     

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

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将《刺孟》置于《问孔》、《非韩》之后,这表明此时孟子已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代表人物。《论衡》一书多处盛赞孟子,在继承扬雄学说的基础上,王充将孟子提升至更高的地位。基于孔、孟的相似性,《论衡》多次将孔孟并提,这无疑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孔孟一体化的进程。     

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

国学推荐书目在20世纪20年代的频频出现,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列的国学书目,以及《京报副刊》刊发的多种“青年必读书”书目(包括鲁迅交的“白卷”)的文化解读,在它们与国故整理、新式教育和启蒙救亡等问题的关联中,阐述国学推荐书目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故宫学”与“故宫学派”

从2003年提出“故宫学”以来,就在思考“故宫学派”的问题。只要是治中国传统文化之学,采取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重实证不空谈、学风严谨、求真求是的治学路径的,都是“故宫学派”采用的治学路子;如果研究的又是关于故宫的学问的话．便是不折不扣的“故宫学派”。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试论毛泽东的“大同”情结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而大同思想在其一生的思想实践中具有重要影响。其原因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大同书》的早年印迹;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性格特征;对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误解的影响。     

文学想象与“文化共同体”——从《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谈起

《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是藤井省三从事鲁迅研究二十年来的总结之作。本书从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入手,以文学社会学方法透视现代中国知识群体的阅读情况,考察＂想象的共同体＂如何发挥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其＂小题大做,旁敲侧击＂,力图呈现的可谓是＂文学的社会史＂。从《鲁迅〈故乡〉阅读史》的脉络转到村上春树的中国阅读史研究,藤井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构筑了开阔的时空关系,看似天马行空的论述背后,其一以贯之的文化体认也蕴蓄其中。     

理论的张力：在史观与方法之间——重读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之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性与典范性的意义。重读普实克,可见其以结构主义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史观救弊的努力,但某种悖论性面貌也由此生成。在＂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结构之上,普实克显示出一种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托的整体性视野,并力图实现文学内外的打通与勾连,表现出其理论的丰富性与张力。     

“韩流”与“汉风”的和谐交流

韩流在中国的热与冷,无不与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韩流文化要冲出亚洲,担当作为世界强势文化的角色,客观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韩流若要发展壮大、持久永续,应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应着力打造世界级的经典作品,应借助和联合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文化力量。中韩之间应通过倡导良好的交流语境、进行良好的互访体验、创造良好的合作机会,建立和谐的文化交流关系,“韩流”与“汉风”携手打造强势的东方文化,有利于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实证研究中的白璧微瑕——冯天瑜著《新语探源》举误

冯天瑜先生的新著<新语探源>,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切入语言领域,着重探究了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互动间的语汇变迁,极具学术价值.然该书在具体细节上却失之检核,诸如日期、人名、书(报、篇)名之误以及著录不规范等所在多有,实属白圭之玷.本文以例举方式对上述疏误予以订正.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压出来的“新”——论闻一多在性灵与故纸堆之间的挣扎

作为五四新一代的文学史家，闻一多别开生面的文学史研究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但其中亦包括一些惊世骇俗的怪论。细读《伏羲考》，可以见出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路径和学术设想。在性灵与故纸堆之间的挣扎最终压出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新”，这便是闻一多强烈个人风格生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