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格的定义及其可译性

风格是否可译,是翻译界多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从风格的定义出发,阐述风格的可译性,从幽默故事、诗歌与对联以及文学作品的翻译中选出优秀的例子来证明风格的可译性.     

试论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对等语”的存在与否。这个对等语从理论翻译角度来看是存在的 ,而从具体翻译实践角度就分三个层次 :即认知表达层次是可译的 ;文化层次是部分可译的 ;艺术层次为不可译。之所以这样分层是基于翻译中对等语所要达到在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心目中产生同样的审美意境的交际效果的理论原则     

文化因素与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翻译的目的是交流，交流的可能性取决于人们对周围事物在某种程度上的共识。翻译的可能性，即语言的可译性基于各种语言具有同等表达力这一事实。但由于语言间存在着语音、语义、句法结构以及语言风格的差异，这种表达上的同等是有差异的。事实上，由于文化间存在的差异，不同语言中对等的词汇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语言翻译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本文的兴趣所在也正是文化因素与可译性限度的关系。     

有关可译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翻译理论中的可译性是指双语转换中原语的可译程度。可译性问题的实质是:用某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是否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完全确切地再现出来,而非能否可译的问题。本文拟从语言在语义三角形中的关系出发,对可译性问题所涉及的可译性根据、可译性限度、以及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作一番梳理和讨论。     

以宋词为例简论诗词翻译中表层结构美的再现

诗词翻译中的风格再现包括风格两大组成部分的再现: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本文提出诗词翻译中风格精神方面的再现主要体现为意境美的再现;物质方面的再现主要体现为表层结构美的再现。接着文章以宋词为例,探讨了实际翻译中如何再现原作的表层结构美,并对译诗界颇受关注的"文体之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红楼梦》经典英译看译者修辞认知

翻译无不渗透着译者,既是读者又是译语表达者的修辞认知。从译者修辞认知入手,分析《红楼梦》三则性爱描写片断中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译本的英语译文。译者从源语到目的语转换过程中,有意识地在译文中融入了对原文自我个人主观的阅读认知,在译入语中呈现出为目的语的受众所接受的普遍再阅读认知。译者修辞认知在把握原著语言风格、再现译本翻译风格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译学前辈们多次论述了文化的可译性,提出翻译可以做到等值,否认文化的翻译存在限度,站在可译性一极.做为译学后进的本文作者认为翻译存在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性.重点研究和讨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这一问题,从问候语和称谓语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说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是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又认为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浅谈翻译中的风格再现——《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

文章旨在探讨翻译中的风格再现问题。简要论述了风格的可译性,列举了刘宓庆提出的三种风格符号换码模式。基于这三种模式分析季羡林的《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和张培基的英译本,发现英译本在重现原文风格上存在缺憾,无论从语域层面、词汇层面还是修辞层面来考虑,均没有达到与原文的契合;并为更好地再现原文风格提供了一些修改建议。     

《春晓》五种英译本分析——"以诗译诗"还是"以散文体译诗"

中国古诗由于其独特的音律和句式特点,历来是译界的难题.关于古诗翻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诗译诗",即保留原诗的风格,特别是韵脚;另一种是"以散文体译诗",即放弃原诗的形式,只传达原诗的意.本文通过对<春晓>五个英译版本的对比,发现"以诗译诗"更能表现中国古诗的美,因此更适合古诗翻译.     

语言文化差异与可译性限度

本文从语言文化差异探讨翻译活动中的可译性限度。造成可译性限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阻碍了翻译活动，翻译时“形”与“神”不能兼得，只好舍弃其一，保留其一。习语是最具文化特色的语言现象，在翻译中找到与原文基本相对的习语，达到与原文相近的修辞效果即可。在翻译活动中，风格的等值更是难以企及，译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局限性，常常难以表达出原文中某些特殊色彩和风格。语言的文字系统各有特点，汉语是表意文字，注重视觉类比，英语是表音文字，注重听觉感受，翻译中原文的语体色彩不易表达。随着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新词只能采用音译或解释性翻译，无法体现原有的语言文化特色。总之，在翻译活动中文化个性越突出，可限性的限度越小；文化共性越多，可译性限度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