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教中的孝与忠——以枟孝经枠为中心

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根据枟孝经枠,批判家国一体、忠孝无别的传统思想. 但实际上,这种理解与唐玄宗以后的枟孝经枠解释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回到枟孝经枠古注,回到整个经学系统,可以看出,枟孝经枠在人伦上主张父子与君臣完全分开,在道德上认为忠、孝不可混为一谈. 所谓移孝作忠,实质上是针对士这一阶层移事父之敬去事君,才能做到忠. 在今天的道德哲学研究中,要将传统德性置于传统人伦关系之中进行理解,才可能更加客观地认识传统道德,在此基础上的现代诠释才更加可靠.     

"忠孝不能两全"之哲学辨析

忠孝之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干。忠和孝都要求自觉地服从和维护权威,所以理论形态上的忠孝之道具有相通之处。在封建社会里,为了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极力倡导“忠孝一体”。但因忠、孝所服务的对象不同,在实践中,忠和孝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造成忠孝不能两全。     

“孝”的文化与“忠”的文化──中日传统家族伦理之比较

对于中日两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给予深刻影响的儒家伦理，实际上主要是家族伦理。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其家族伦理有着极大差别，前者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后者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     

儒家“忠”、“孝”观念的现代损益

近代以来,由于限定在特定的君臣伦常中理解“忠”,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特殊意义而否定“孝”,因而儒家的“忠”、“孝”观念受诟病颇多。孔子说“礼有损益”,如果在损益的原则下重新诠释忠孝观念,用“尽己之谓忠”并从“敬”的角度来解读“忠”,用“亲亲之仁”的人性观来看待“孝”,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孝文化的困难,那么,建立在新的内涵基础上的忠孝或可两全。     

从个人德行到政治伦理——以贞、孝、忠为中心的考察

笔者从贞、孝、忠的源起、沿革及功能入手,研究三者从个人德行到政治伦理的转变过程,认为它们因具有秩序功能而被皇权纳入政治体系。秩序无疑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那么公权力在维护秩序的时候,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民众的私生活是否应该独立于公权力之外,则是被政治化的贞、孝、忠留给我们的思考。     

中国传统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独具特色、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别的就是＂孝＂。中国传统孝文化本身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它对维护古代中国家庭和谐、国家和谐和社会的普遍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应批判地继承传统孝文化的精华,消除其消极影响,使其在构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过程中,仍然发挥出积极作用。     

西周的"礼"与"德""孝"关系辨析

“德”“孝”是西周宗法伦理的核心 ,而“礼”与“德”“孝”有相同的起源、内涵和发展走向 ,“礼”是“德”“孝”价值观念的外化 (行为规范 )。     

中国传统社会中孝的政治性及其表现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从家庭伦理成为政治伦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孝以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双重作用于中国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阮元对中国传统孝观念的新阐扬

阮元对中国传统孝观念的阐发 ,显示了他学术和思想的渊博精深。阮元对传统孝观念研究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 :孝的实质在于实行、实践 ;孝是社会教化和德治的最基本内容 ;孝与性命相联 ,而并非情貌等外在表现。阮元对传统孝观念的新发展 ,在注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其借鉴意义是明显的。     

中国传统孝文化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影响

社会工作根植于西方文化,在引入我国后,其本土化过程面临各种瓶颈与阻碍,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其本土化的过程步履维艰。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源头性意义的孝文化与社会工作之间则具有一定的适切性,为推进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了文化根基,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忠孝”伦理及其现实性探微

儒家忠孝伦理以“亲亲”与“尊尊”的宗法血缘为根据,把中国古代社会维系成为组织结构有序、行为进退有度的家国同构模式,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伟大的性格。时代剧变,社会环境迥异,儒家“忠孝”伦理精神所指向的对象与所承担的功用应创造性转化,使之由重单一的忠君孝亲向多维度的社会对象开放,由偏重情感无私付出向行为主体多层次的责任与义务意识转化,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的光辉。这既是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肯定,也是对不完美道德现实的增益。     

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

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 ,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同时 ,唐人也重视为国建功立业 ,官员们力图做到忠孝两全。一旦忠孝不可兼得 ,他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有所选择。忠先于孝 ,“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     

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英译

忠孝文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粹。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英译应结合文化翻译的本质以及中国古典诗词本身的审美特征进行综合翻译。从文本分析入手,对中国古诗词中蕴涵的忠孝文化内涵进行细分,发掘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因子。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古诗词英译时如何通过选词、构句、语篇效果等各种语言手段,表现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性,使英语读者也能够体验到中国忠孝文化的神奇魅力。     

唐代省亲诗的忠孝观念

省亲是归家探望父母的礼俗。唐前省亲诗仅表达了个人思归的家园情结。唐代省亲诗则反映了唐代官员、士子、僧人等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及这些省亲群体的忠孝观念:官员省亲诗表现了唐代官员"忠大于孝"、"孝大于忠"或"忠孝两全"的不同伦理观念;士人省亲诗体现了科举士子扬名显亲的至孝观念;僧人省亲诗蕴含了中晚唐僧人、士大夫"孝能通禅"的思想。     

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中日文化差异的社会根源探究——以儒家“忠孝观”视角

中日两国虽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文化共性的背后却隐藏着本质的差异。文章试从儒学的“忠孝观”着手,通过对两国“忠孝”文化差异的比照,认为现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日本是封建本位的社会,两种社会类型的差异是导致两国儒家文化差异的社会性根源。     

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

本文以"汤武革命"为背景,通过分析哪咤、殷郊兄弟、黄飞虎和武王的叛逆行径中所体现出的孝道与忠君观念,来探讨<封神演义>如何在"天命"之外,建立起武王伐纣的合法性,并进一步揭示忠、孝与儒家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由此深入探讨"革命"一词在中国儒家话语体系中的真实意义.     

刘裕的忠孝观念及其驭人策略试释

宋武帝刘裕出自布衣,早年以孝谨著称,这就使其对僚属是否具有忠孝观念格外看重,而这又构成了其驭人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或可说这也是与其自身所具有的忠孝观念是相暗合的。进而这也影响到刘裕“造宋”过程以及刘宋建立后的人事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论的转变

＂忠＂、＂孝＂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不仅是史学家编著史传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涉及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故而这一时期史家在有关＂忠＂、＂孝＂的评论上,一方面继承并淡化汉代＂忠＂的观念,另一方面极力提倡家族间的＂孝＂,逐渐形成以孝为首的名教观念。这些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忠孝观虽未超出儒家之范围,却反映出浓厚的门阀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论南朝士人忠君观念

学术界多认为南朝士人几无忠君观念,文章通过史料钩沉,认为由于传统儒家忠孝伦理的惯性作用、(?)人个人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及统治者的倡导等原因,一部分士人心中仍保留了较为强烈的忠君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