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

中国在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大部分经济体会在这一发展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以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分析和阐明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动态地满足这些条件。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

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目的是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发展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福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甚至停滞、财政和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金融潜在风险增加、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推行自主创新战略,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深化改革战略。其中,深化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与包容性产业创新

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转型缓慢、收入分配失衡、需求结构失衡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因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来完成跨越。但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不能割裂,转型阶段的中国应采取包容性产业创新的模式。为实现包容性产业创新,需要通过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达到以上目的。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融政策研究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亦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鉴于金融与经济的强相关性,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否对一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分析金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金融体系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从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学界普遍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各项研究通常认为创新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条件,本文试图在经济学讨论的基础上,结合拉美历史从社会和体制角度来进行综合分析,以南美为参照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优势和问题,并讨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种可能性.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存在吗?——人口红利与技术进步的视角

进入新常态后,很多学者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象与"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仍备受争议。从概念严谨性的争议和统计研究结论的分歧两条线索梳理不同观点,可将统计研究的意见分歧来源归纳为统计维度、观测时距、收入区间的界定模糊。具体而言,仅从截面和时序的统计维度考察或者将观测时距定义在较短时期内,研究结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反之亦然;"中等"是泛指的收入区间,用来引导经济学概念容易致使判别差异。中等收入陷阱一般的学理依据是人口和技术红利枯竭,从这两个视角论述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是否成立,可以发现:将工资上涨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缺乏实践证据,是对刘易斯二元模型的过度解读;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技术红利枯竭并不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见解

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逐渐凸显.借鉴世界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可以相信能够创造"中国之谜"的中国也能通过采取建设有效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深化制度改革与创新、发挥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等应对措施,成功跨越这道坎.     

区域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理论思考——“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

"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研讨会就区域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研讨。与会学者指出,江苏等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符合近现代世界发展进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与要求。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风险是"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增长、普遍滋长小富即安文化心理、制度不完善带来社会不稳定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坚持科学发展,彻底转变发展方式;突出创新驱动,彻底改变模仿战略;推进一体化建设,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政治文明建设,形成有效的制度保障。正确发挥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导引、评价作用,要注意指标体系的普适性和区域差异性、经济社会活动的外部性,并要发挥地方比较优势,合理界定政府的发展功能。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中国经济“双陷阱”问题及其作用机制

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还面临“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处,即“分配陷阱”.双重陷阱并非彼此独立,而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体两面.走出“双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公有制分享经济运行机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全面引入“利益分享机制”,使职工收入与企业净收入挂钩,可以摆脱私人产权关系下的职工工资制度,从根本上克服私人产权关系下资本对劳动的侵蚀.以“利益分享机制”的推广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不失为助推中国经济走出“双陷阱”的一种选择.     

中国收入优先增长中的结构优化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实施收入优先增长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既要从总量增长角度进行考虑,还要从结构优化方面进行分析,即中国的收入优先增长主要是应该通过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提高财产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来实现。考察典型的高收入国家美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其长期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应能对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提供某些参考和借鉴。从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自身特征和运行规律来看,在中国实施收入优先增长的过程中,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在短期是应该的,但难以作为长期举措。财产性收入增加是收入优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放任财产性收入过度膨胀,而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应该成为中国收入优先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本文通过库兹涅茨假说把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目的。通过非参数估计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非线性回归模型对库兹涅茨假说在更强的假设条件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是成立的,并考虑了时间虚拟变量对库兹涅茨曲线形态的影响。在计量实证的方法下,利用48个国家／地区的630组数据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策略

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存在二律背反,一些采取赶超战略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源于政策失误,因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落后国家往往采取收入分化政策提升资本积累率,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获得需求支撑。但是,随着财富积累和收入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政策上需要做好两大战略转化：提振国内需求以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这与收入分配有关;提升竞争能力以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这与技术创新投入有关。事实上,一些国家对外转向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内则转向了科斯的产权定理而实行自由交换政策,导致经济模式和需求结构无法根据形势发展做出相应转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应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也应做好两方面转换：在发展战略上,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在分析思维上,引入权力与结构主义的分析思维。     

如何避免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在过去若干年中,因推行了"华盛顿共识"政策而陷入了国际公认的"停滞的二十年",拉美国家也由此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阿根廷更是经常被媒体引证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案例。当然拉美国家也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即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如国企改革、城镇化、贫富差距等,同查韦斯执政时面临的情况相似,查韦斯倡导的新增长方式,以及重视国有经济等政策,极大改善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并深得拥护,其改革经验对中国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