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斯起源问题中的反诺曼理论——评述以Б．Д．格列科夫为代表的“农业罗斯”说

Б．Д格列科夫是苏联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从古罗斯国家“怎样”建立的问题入手,将“罗斯人”的族属问题暂时搁置,并提出其国家的建立基础源于古罗斯地区农业的发展及成熟,驳斥了以B．O克柳切夫斯基为代表的商业罗斯理论的种种观点。此理论研究上的变化,也为苏联时期历史学界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反诺曼理论的基调,并一直影响至今。     

浅析多神教动物崇拜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多神教曾长期作为古罗斯人唯一宗教信仰,其影响早已渗透于俄罗斯文化的各个层面。多神教中的动物崇拜对古罗斯乃至当今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更加不容小视。本文旨在对多神教动物崇拜在俄罗斯实用艺术、童话传说和语言文化中的具体体现进行分析,以求促进我国俄语学习者对俄罗斯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印度王公在英印帝国时期受宠之原因探析

殖民地印度时期,与印度穆斯林贵族、国大党温和派相比,印度王公在英印帝国内得到了宗主国——英国殖民者更多的宠幸,王公在帝国内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20世纪30年代,王公在宗主国的支持下在全印度政治舞台上扮演积极的角色,试图与国大党在未来的印度中"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甚至到1947年英国撤离印度前,王公有成立自己独立国家即"土邦斯坦"的可能性。王公们之所以能够在帝国体系内受宠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即英国殖民统治策略的结果、王公作为印度社会最集中代表的结果以及王公对宗主国忠诚的效果。     

上帝与诸神相遇古罗斯——宗教视野中的《伊戈尔出征记》

《伊戈尔出征记》是古代俄罗斯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虽然已被众多文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等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考证和评注,但总的来说关于这部作品的宗教阐释还不多。在这部作品中体现的是基督教与多神教的碰撞与融合,尽管在10世纪古罗斯就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禁止信仰多神而改为一神,但是在民众心中12世纪的古罗斯基督教并没有战胜多神教,而是二者并存且相互渗透和融合,至今仍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方方面面。     

佛教传入蒙古的历史

佛教传入蒙古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古帝国时期;第二阶段是蒙古封建阶级衰落时期;第三阶段是满清统治时期。在蒙古帝国时期,蒙古的封建领主出于政治目的,始终保护着佛教。在此时期,蒙古的王公们开始信奉佛教,游牧部落开始放弃萨满教。曾有一些喇嘛编年史家企图把佛教在蒙古的传播说成是成吉思汗的所为。有关他派遣使者到西藏大喇嘛公噶宁布那儿去的事情常常被人记载下来。不过,目前尚未发现可靠的证据。     

略论诺曼征服对英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

英国早期不断被入侵,所以文化呈现多元化。1066年诺曼征服结束,开创了英国历史的新纪元,完成了英国由乱到治的历史进程,确立了英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当其他的欧洲国家走向分裂割据的时候,诺曼征服使英国避免了这样一种倾向。入侵者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做了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使英国有了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健全的体制。诺曼征服排除了丹麦...     

《大宪章》的多重历史书写及其重构:以约翰王形象为中心

中古英国编年史对《大宪章》和约翰王进行了多重历史书写,这些历史书写奠定了不同时期《大宪章》叙事和评价的基础.19世纪末斯塔布斯依据奥尔本斯编年史,认为约翰是彻底的暴君,强调《大宪章》的宪法性质.20世纪中叶霍尔特对政府档案进行了系统研究,采信《克洛兰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政府坚持亨利二世国家建设的政策,进而坚持《大宪章》的封建性质.近来卡朋特对原始手稿、政府档案和编年史进行了综合研究,依据贝蒂讷的无名氏的编年史和《科吉歇尔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性格的不足,重新主张《大宪章》的法治价值.总体上,依据法律文件、政府档案以及其他实物史料,研究者综合编年史中不同的历史书写,重构《大宪章》时期的历史事件、政治结构、经济状况和社会心态,并对《大宪章》产生不同的叙事、阐释和评价.     

传说的发现、版本流变与文本价值——以岷江上游羌族的“羌戈大战”传说为例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与西方传教士在对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调查中首次发现了"羌戈大战"这一传说。历经几代学者的挖掘、整理与研究,"羌戈大战"现已成为理解和认识羌族古老历史的一个重要文本。"羌戈大战"传说不但存在众多版本,而且其在研究中的应用范围很广既包括羌族研究,又涉及了岷江上游人群族属、族系等问题的研究。从目前整理出的各种版本看,该传说的内容相当丰富,除了羌、戈大战情节外,也反映了"羌人"与"戈人"的早期生存状态及社会生活诸多内容。     

一部新发现的十七世纪初蒙古编年史手抄本——评乔伊玛(Sh.Choimaa)新版《〈黄金史纲〉研究》

蒙古族有许多有价值的古代文献 ,其中蒙古编年史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编年史自13世纪以来以完整程度不同的抄本形式 ,在蒙古高原上流传至今。自从俄国蒙古学者开始搜集、整理、刊布和研究蒙古编年史 ,并奠定了蒙古史料学基础至今 ,大约已经过去两个世纪了。在此期间 ,各国蒙古学家们继续对这些以抄本形式流传的蒙古编年史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令人兴奋的是 ,最近几年来 ,经蒙古国的学者们不懈努力 ,使 17世纪到 18世纪的几部蒙古编年史罕见传抄本或以丛书形式刊布 ,或单行出版。这就更加激发了学者们对蒙古编年史著作的极大兴趣。而对于…     

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的结构(论文提要)

(一)从近二十年来文献的刊布情况看,蒙古编年史的总数要比原先估计的多得多。从十三世纪第一部编年史《蒙古秘史》问世到十七世纪前,概未有其它历史著作问世。通常被称做“编年史”的这种叙述历史的方法,在十七世纪又得到了复兴,并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蒙古文学中确立下来。十七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