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奉佛之前后因缘及其意义

钱钟书指斥钱谦益以明朝旧臣投靠清廷,借奉佛以“隐愧丧节”,论定牧斋昌言佞佛,非真奉佛,不过借佛门中人事以“浇块垒”、“自明衷曲”而已。此说并不周全,钱谦益生长于佛教气氛极浓厚之家庭,自其祖辈起,大都崇奉三宝,故钱谦益自童时即习知奉佛,亦常理中事。另外,其常熟宗族中与钱谦益至亲之顾氏、瞿氏及严氏,皆礼佛虔敬之甚。因此可知钱谦益入清前即奉佛,他并非借奉佛而隐瞒投清之隐情。钱谦益对时政之评论,往往于偈佛护法之文字中发微,其要义有三:人主之奉佛与否,与国运之盛衰密不可分;士大夫之谋人军师国邑者,应效佛门僧徒谋浮屠塔庙之诚;为重臣者,宜以明初文臣宋濂之以佛法事太祖为典范。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唐太宗抑佛初探

<正> 唐宋以来,关于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已有多方面的评价。例如:隋未唐初的名僧道宣曾说:“会贞观广延两教”,①欧阳修也说:“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②韩愈在上疏中则称太宗“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③无怪今人在论述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时,概括为抑佛或崇佛的两种观点。本人认为单一的用“仰”或“崇”来评价唐太家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都是偏面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本人认为唐太宗的抑佛主要发生在贞观前期和中期,晚期则走上崇佛的道路。他的抑佛表现主要有两方面:贞观前期的沙汰僧道政策,贞观中期的下达“道先佛后诏”和沙汰僧尼政策。需要说明的是在推行抑佛政策的同时,又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因此,对唐太宗的抑佛不能认识简单化。     

补王化之所未逮：儒教国家之佛教社会化功能的角色定位

一般而言,佛教在传统儒教国家是一种作为“异端”的存在,因此有儒家士大夫之“辟佛”。然而,逐渐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佛教又承担了某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所谓补王化之所未逮,这一点也是儒家士大夫所认可的。本文从以下三方面阐释了这种社会功能：其一,慎终追远;其二,祝釐祈福禳灾;其三,慈善。特别是第三点,佛教之慈善几乎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并在这一点上与儒教士绅之社会角色有重叠与相合之处。     

唐宋佛教入冥故事中的排佛士大夫角色变迁

唐宋之际,佛教进入其发展的盛期,同时涌现出一批激进的排佛士大夫。傅奕和欧阳修是两个王朝初期的典型代表。通过透视二者在佛教入冥故事中的角色变迁,指出果报与救赎作为佛教入冥故事的演变趋势,排佛士大夫相应地有着入地狱获恶报与获救赎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命运,其前后期的命运呈现与佛教中国化历时演变密切相关。     

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探讨——以清代台南大天后宫为考察对象

妈祖信仰普遍存在于清代台湾社会,其庙宇不乏与佛教关连者.台南大天后宫自竣工时至日据时代皆有僧住持,其宫内存碑、牌记二件.乾隆重修“碑记”保存妈祖宗教归属二说:其一,视其行迹近“仙道”,实则杂糅佛道以佛为多.其二,将其视为佛、菩萨“化身”;咸丰铸钟“牌记”从佛教角度解释宫内“佛像”(含“妈祖像”)尤其是“大钟”的佛教功用,赋予更多佛教内涵.因僧住持庙宇使民间神的妈祖信仰被赋予佛教内涵与色彩,谓之“佛教化”.此类现象在台湾鹿耳门妈祖庙、北港朝天宫、鹿港天后宫等皆有.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可远溯至宋代南方.     

由“阿弥陀佛”说到“21世纪”

由“阿弥陀佛”说到“２１世纪”毛志成佛教信徒以及俗界众人，口头禅之一便是“阿弥陀佛”。但在实际上，此“禅”何意，怕是盲念者多，真知者少。弥陀佛是一尊佛的法号。此佛是何佛？答曰：未来佛。中国语汇中吸收了不少佛教用语，如“世界”、“幸福”、“真谛”、“觉...     

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统合儒释的文化贯通——柳宗元与佛教论略

柳宗元今存有关佛教的文章30余篇，以至多有评者认为柳宗元是佛教忠实信徒。柳宗元好佛既有家庭影响，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更有个人对佛教独到的见解。“好佛”是为“求道”，“好佛”是为“统合儒释”，同时也反映其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的碰撞。     

论韦皋与佛教

韦皋是唐朝中期的名将,官至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在蜀期间,他崇奉和提倡佛教,编造初生满月时"胡僧"预言故事;归心南宗禅道,结交禅宗、华严等宗名僧;助弘律部东塔宗律疏,宣扬鹦鹉念佛和净土观念;雕造嘉州凌云寺大弥勒佛石像、成都大慈寺普贤菩萨像,在成都新建宝历寺。韦皋崇奉和提倡佛教,促进了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发展,推动了佛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和兴盛,有利于四川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研究韦皋与佛教,为我们观察当时的佛教与社会提供了极好范例。     

刘勰的儒学思想并非古文一派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思想,笔者是用“以佛统儒,佛儒合一”这八个字来概括的。这是在说明:笔者承认刘勰有儒学思想,并不是象有人所认为的,说刘勰的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就是贬低刘勰。笔者认为:刘勰的儒学思想和他的佛教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这个“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的理论根据,是他在《灭惑论》中所阐述的“佛之至也……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文心雕龙》中“道(佛)沿圣(孔)以垂文(儒     

宋代居士佛教初探

居士,梵文Kulapati(迦罗越)的意译,佛教四众弟子中在家信徒的俗称。慧远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维摩经疏》卷一)居士的重要条件是家境富裕,足以为佛教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智(岂页)也说:“居士者,多积贿货,居业丰盈,以此为名也。”(《观音义疏》)依此理解,“居士”这一名词的实际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它通常指在家信徒中较有资产和地位的那部分人。本文所说的宋代“居士佛教”,沿用佛教史上的一般称谓,主要是指宋代官僚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所说“居士”,非指世俗一切信佛者,而又限于他们的上层分子。     

面对佛教史的一段沉思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相传佛教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由古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悉达多·乔答摩被后世佛徒尊称为释迎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在佛教典籍中,释迦牟尼也被尊为“佛陀”,简称“佛”。据说释迦牟尼出家后,到深山幽谷苦行六年,然后在菩提树下盘腿静坐,冥思默想,一连七天七夜,终于大彻大悟,证得正果。在佛教各派的观念中,“佛”主要不是被视为人格神,而是被视为大彻大悟的“觉者”,成佛也就是象佛那样获得智慧和证悟。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古代东方历史上提出了独     

杜国庠对范缜《神灭论》的研究

<正> 杜老本着实事求是的一贯原则,首先研究了《神灭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他指出:“六朝齐梁之际,正当第五世纪末叶,佛教在中国渐渐兴盛起来。当时南朝君臣多皈崇奉释教;独范镇盛称无佛。”说明了《神灭论》的问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接着杜老介绍了范缜的身世及其写作《神灭论》的直接原因。高度赞扬他不限权势,不受利诱的战斗唯物主义精神。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宗教”释意问题

中国古无“宗教”,“宗教”一词源于西方的现代宗教概念。“宗”,原本是尊祖庙,《说文》云:“宗,尊祖庙也。”“教”,原本是上行下效,乃教化之意,《说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与“教”连言者,自古只有礼教、政教。儒家学派形成之后,又有儒教,即以儒家学说为教。《史记·朱家传》云:“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晋书·宣帝纪》云:“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宗教”一词,是随佛教传入才有的。佛教以佛所说为教,佛弟子所说为宗,宗为教之分派,合称“宗     

略论大足石刻《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

大足宝顶石刻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佛教的一部“孝经”,其中所阐发的尽孝、报恩、克己和利他等教义,对当今社会也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     

试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

盛唐杰出诗人王维的诗作，风靡当代，留泽后世，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闻一多先生曾说：“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后代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调理性情，静赏自然”。①清人王士祯把王维推为“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相鼎足，三分盛唐之诗坛。对于这三大诗人，也有称之为“魏蜀吴”的，又有称为“天地人”或“真善美”的，不一而足。我们当然不能说王维在文学史、艺术史上的地位至高无上，但是，他作为一个接受了佛教禅宗影响，接受了禅宗思维方式的诗人兼画家，的确标志着中国士大夫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