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自我认同构成及其启示——基于1333份“WAI”陈述测验数据的分析CSSCI

基于1333份"WAI"陈述测验数据的分析表明,农民工子女依次使用社会标签、我他关系与个人特征来认识自我,由社会标签、我他关系构成的社会认同所占比重要明显高于其个人认同。虽然农民工子女社会认同在其自我形象描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中的户籍身份子类并非居于核心地位。相对而言,就读民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户籍身份更加敏感,随年级升高、年龄增长,农民工子女倾向于用其他类别的群体身份、关系或个人特性来代替户籍身份。     

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对进城农民工的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社会日益明显的户籍分层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农民工的诸多社会排斥,是城市户籍分层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认为这种以先赋性的户籍身份为标准的分层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采取措施积极消解户籍分层,建立一种以自致性因素为基础的、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分层体系。     

从户籍状况看我国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差距

教育不公平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户籍作为重要的身份标志,更能切实地反映我国人口受教育的状况。目前我国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广大的农业人口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应有的教育发展成果。在我国初、中级教育不断优化,高等教育逐步大众化的时期,这种教育不公平的广泛存在的确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社会转型与网络资源

运用“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JSNET2009)的数据,将教育程度、性别、年龄、户籍、党员身份、就业单位性质、单位主管部门以及职业类别作为解释变量,以社会资本及其各指标作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由此分析具有中国特色的拜年网络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结构因素对个人关系网络的影响,研究发现,党员身份、个人就业单位性质以及职业类别对关系网络有显著影响.虽然经济改革促使了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但行政权利对个人关系网络的影响依然超过经济权利,成为影响个人关系网络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基于改进后的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已有农民工随迁子女研究集中于学校教育这一场域内部,而尚未涉及已迈进劳动力市场的随迁子女。通过对南京“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已工作的随迁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好于无随迁经历的农民工,但是同城市居民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使用改进后的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 解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户籍身份歧视对这一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 资本的差异是形成二者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户籍身份歧视和社会资本差异。     

城市化进程中农工两栖人身份转换的困境与对策——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视角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运用行政权力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而人为形成的一种"准身份"制度性安排。受户籍制度的制约,社会成员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规模庞大的农工两栖人。徘徊在城乡之间、职业工人、身份农民是农工两栖人的显著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根据城市类型和区域差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附着于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构建城乡统一的新型资源配置体系,同时适时调整政策输出,保护弱势群体,不失为推进农工两栖人由农民向城市产业工人身份转换的有效对策。     

城郊农民户籍身份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自2014年国务院提出统一城乡户籍制度以来进程缓慢,出现户籍制度缺陷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遗留下的社会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行与农民对户籍身份的选择意愿有关。以城郊农民为例,其户籍身份选择主要受到土地政策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因素、对城镇化安置社区缺乏认同感和社区内社会交往内卷化等社区因素及文化素质低和陈旧固化的生活方式等个体因素的影响。针对城郊农民户籍身份选择的三类影响因素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提出对策建议,对于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身份认同是考察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关键。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和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四个维度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今后的研究应更多关注“边缘认同”和“双重认同”的流动者,加强对“城-城流动人口”和户籍迁移人口的研究,更多关注主观变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加强对身份认同后果的考察。此外,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归纳,提升理论水平。      

我国城市农民工阶层探析

在我国,城市农民工阶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城市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既具有户籍上的农民身份,又具有职业上的市民身份。城市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有其特定原因,它的存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城市农民工最终融入城市社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还需采取针对性措施来扫除障碍,促使其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对教师角色的再思考

角色,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身份以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教师是在学校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角色,这个角色的特殊身份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要求教师在其角色行为上表现出与其他职业不同的特点。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作为人才的培养者,教师不仅要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去培养学生,还要通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力量去影响和感染学生。     

长江三角洲农村妇女流动的决定因素分析

户籍身份和社会性别的双重影响使农村妇女在作出流动决策时面临着比农村男性更大的压力。农村妇女的年龄、教育、婚姻、在学子女和社会关系都可以对她们的流动决策产生影响。政府应该重视农村妇女及其子女的教育，把农村妇女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到官方的就业渠道，以促进农村妇女的流动。     

外来居民把社区当“家”吗?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三叉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撤村建居”的城市社区,所辖区域中户籍人口3654人,外来流动人口6897人,外来人口已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的数量。在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中,三叉社区既面临原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社会身份转化问题,也面临外来居民的社区融入和社会参与问     

“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9年从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实地收集的764份数据,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理论假设,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户籍转换意愿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越符合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的动机特征,其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对这些动力作用机制的偏离或“抑制性”越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倾向性越高。该发现证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动力机制在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突出作为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个体在户籍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追逐导向、权利维护诉求、社会承认渴望的逻辑行为特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动力结构和复杂价值逻辑。     

身在异乡为异客? 清代贵州客民身份的演变

有清一代,贵州成为南来北往的客民优先选择居住的地方。客民在土著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同乡聚居到同姓聚居的客民社会,并由此土客之间因土地、惯习或生活琐事等而相互仇视,相互对峙,构成一种以彼此籍贯为划分标准的族群关系。作为游离于化外的一个群体,客民都希望自己能从化外走向化内,成为有身份的人,他们都会用不同的办法把自己的身份与国家认同联系起来。在客民心里,国家认同就是"户籍"和儒家思想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如"忠、孝、义"等符号,这些成为客民得以世代延续下去,成为巩固其地位,控制地方社会的文化资源。客民"反客为主"身份转换过程揭示了客民在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心视界下的“厚德载物”论析

中国心是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特质，其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中，“厚德载物”中的“物”是一个人所具有或想取得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身外之物，“德”是与它们相符合能够承担起这些身外之物的心理素养。“厚德载物”就是不断培养、增进、厚实或提升与人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相匹配的素养即德性。否则，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依据这一概念，“中国心”是承载中国人身份的必备条件，要做一个能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的社会责任或使命的中国人，就必须培养和增强中国心。承担的责任或使命越大，“中国心”就应越强越大。基于此，德育应该把培养学生的中国心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作为重要教育内容。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调查报告——基于兰州市的问卷调查

对在兰州市工作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愿意把户籍迁到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犹豫状态。针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有必要从个体特征因素、个体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居住因素、心理成本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等6个方面,分析影响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     

试论“第二身份”

身份可以分为第一身份和第二身份。第一身份是人的职业 (职务 )身份。第二身份是指人的文明身份。第二身份具有直观性、不确定性、光环效应和易感性等特征。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注意第一身份和第二身份的协调一致发展 ,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中国城市地区不同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状态分析

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存在较大差异。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相比,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较高,失业率较低;与本地户籍劳动力相比,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较高,失业率较低。按照更为详细的户籍分类来考察,外地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普遍较高,失业率很低;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及失业率处于中间水平。计量分析发现,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户籍身份不同所反映的享受城市本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显著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制度

魏晋南北朝的户籍,可分为普通民户户籍和特殊民户户籍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他们归州郡管理。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特殊民户主要有兵、僧尼、奴隶、杂户等,他们的户籍和普通民户不属于一个系统,国家统计户口,一般不包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     

边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重建路径研究

时空视角作为认识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能够解释中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易地搬迁地区的发展具有社会时空的压缩和延伸的统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的双重属性,面临社会时空再造的困境。与现有研究将社会时空作为宏观制度的结构性产物视角不同,本研究从时空主体“人”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出发,运用社会时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身份、关系、资本三个要素对易地搬迁社区中的社会时空进行分析,剖析其通过实践活动构建自我生产式社会时空的过程。研究发现：个人时空的主体性身份缺失,表现在制度性身份替代主体性身份、劳动实践的缺失和主体的不确定性;社会时空的关系网络断裂,如家庭主体间沟通不畅;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难以构建,与社会资本的连接能力不足。笔者认为边疆易地搬迁社区的时空重建要聚焦人的主体性,关注人的空间生活体验,提升社会时间质量,探索更多的生活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