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前工业社会中以人文理想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后者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批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实现着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意志整合,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霸权。     

民间文化与发生时期的现代文学

文学史领域的“民间理论”之所以能够被提出来 ,与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的提倡 ,以及“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提出有关。“民间理论”参与“重写文学史”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出发点 ,那就是从民间文化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三个范畴的历史关系和互动格局出发     

"精英"情结与专业化追求--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精英"意识论

20世纪以降,现代知识谱系的逐渐形成和学科建制的变革使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评价体系逐渐开放和丰富,"政治精英"不再是现代文学执业者惟一的人生理想目标,一部分人自觉地选择了专业化的"文学精英"为人生追求.这种欲为"政治精英"、"文学精英"的精英情结洋溢在整个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系统之中,在小说功能论、创作主体论和批评论等语域清晰地凸显出来.     

论转型期中国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在精神领域,大众文艺的发展不断地消解社会的精英文化情结,这导致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和知识分子角色的边缘化,甚至使知识精英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多余人"。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面目出现,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趣味、思想趣味日趋向大众看齐,曾经以"化大众"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精英成为生活中的孤独者或沉沦者。世纪转型期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他们精神上营养不良,人格萎缩困顿,趣味世俗粗劣,已然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知识精英群体集体陷入沉默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现实境遇中知识分子角色的尴尬处境。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入关注。     

在话语的反叛与突围中断裂--韩东诗歌行为的回顾性考察

诗人韩东在80年代中期以语言实验的姿态颠覆“朦胧诗”的精英化写作,90年代又以“民间写作”对抗“知识分子写作”,边缘与夹缝是诗人韩东的生存状态,“反叛”和“突围”是其诗歌行为的方式。在对韩东诗歌行为作回顾性考察的基础上,本文将探究其行为背后的意蕴。     

通往庄子哲学之路

庄子哲学上承老子哲学,但不是对老子哲学的直接继承,而是在孔子通过学校教育所开创的新的文化局面的基础上向老子哲学基点的重新回归.孔子创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同时也创立了能够传承自己思想学说的教育传统;随着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进入社会的上层,形成了当时的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为了得到政治统治者的青睐和重用,竞相以自己的思想主张标榜自己,排斥别人.他们传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但也分裂了孔子的思想传统,酿成了众声喧哗的文化局面.庄子在当时是一个非精英知识分子,他生活在一个近于政治权力真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没有介入上层政治权力关系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纷争的积极性,但这也使他超越了并在超越的基础上包容了各种不同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从这样一个非精英知识分子的角度感受和理解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正确阐释庄子哲学的唯一有效途径.     

当代回族民间知识精英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引起的回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回族民间兴起了以阿訇和经师为主体的回族民间知识精英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这场译著活动是回族民族知识精英对回族传统文化面临生存困境的一种文化反省,是回族民间知识精英对回族传统文化的"自知之明",也是回族民间知识精英对回族民众进行的"深层文化启蒙",译著活动对回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回族民众新文化精神的培育必将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政党及其意识形态

受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影响,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打上了精英主导和精英塑造的明显烙印;知识分子则通过介入政党政治进行了组织重建和意识形态重建工作。民国时期,政党意识形态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知识分子则构成了政党的主要部分,并承担起了构建意识形态的任务。     

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

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先后经历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等概念转换。然而现代精英作家头脑中的民间意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民间想象,而不是他们回归民间意愿的真实表达。民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被知识精英随意解读的空泛概念,它并不具有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只是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因此精英作家笔下的民间立场,与底层社会的民间立场,则又明显地表现出了文化心理与艺术趣味的巨大差异。     

为大众文化辩护

本文探讨了中国当前大众文化的生态 ,透析了其利弊 ,认为大众文化利大于弊。针对近期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茫然与否定 ,从历史、现实、文论、艺术等多种角度 ,还结合作者从事大众文化理论宣传和生产的经历 ,为大众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辩护。目的是为了揭示出知识分子 ,特别是精英文人应该如何面对日渐兴起的大众文化热 ,号召精英文人参与大众文化生产 ,提高其品味。这正是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现实出路。     

“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萨*查特吉曾呼吁印度人民建构"我们的现代性":他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引申出他自己的现代性定义.所谓启蒙或进入现代世界,对查特吉和康德来说,便是不再听命于别人,而是从当下的主流思潮中退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摆脱霸权话语的制控.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常常显得精神上缺乏成熟,尚未启蒙,他们常常是摆脱了过往的权威,到头来又仰赖当下的权威.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尤其如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性轨道.他们所代表或鼓吹的现代性实际上不外乎是一个西方老故事的中国翻版.这个故事的内容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解体、经济市场化,无视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建构查特吉所称的"我们的现代性",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梳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遗产.建构"我们的现代性"必须首先同时从内部与外部批判主控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家应该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构想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自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历史中吸取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资源.     

从"还乡"到"疏离"——现代性视阈中的当代知识分子与农村问题

自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广大农村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加速了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也催生了农村社会问题的显性化、复杂化。与此相对的是,农村问题不仅没有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反而被不同程度地忘却和遮蔽,这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景观。依循历史的尺度和伦理的尺度这两个维度,检视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回应和关注点的变迁,从中剖析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面相,不失为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有效尝试。     

从“遗民”视角看《人间词话》的内在矛盾

从"遗民"视角进入《人间词话》,可以发现"易代"的现实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空前思考与表达自由,可以更好体悟《人间词话》的强烈个性色彩。但是,从王国维品评作家所依据的内在标准,又可以看出其身上所遗留的传统士大夫式的心理洁癖。正是这种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属性,造成了王国维进退失据的人生矛盾。     

心学与清代精英文化的凋落

从学术理路上看,清代的国学较多地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性”,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更多地带有个人的主观意志倾向,所以心学在清代学者的心目中地位不高。从时代环境来看,清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利用,也是导致心学凋落的主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王阳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自主需要仍然隐藏在像戴震这样的正统学术大师的内心深处。与此相反,清代学术讲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却未能表达个人道德意志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学术的一种衰落。     

对“双百方针”内涵的分析与思考

“双百方针”是为了解决新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促进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繁荣而产生的。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正确区分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有效地克服了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对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我国的文化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     

阶级、性别与身份：民国时期“太太”的文化建构

民国时期的＂太太＂不仅是一种称呼,还是一个社会类别。其具有阶级、性别与身份的文化内涵：太太是上流社会男性妻子的专用称谓,这些男性包括达官贵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尽管她们受过教育、具有现代性,但是因其缺乏独立人格和国民身份,受到知识分子的批判。此外,她们仍然处于传统的社会性别权力秩序之下。     

清末民初的新闻自由观——以“苏报案”等三个事件为例

清朝末年,新闻自由思想传入我国。正在寻觅救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们从此理念中获得了极大的振奋和热情,不仅将新闻自由的思想广为传播,还通过办报身体力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具有了报人的身份。然而,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社会条件迥异的清末,新闻自由理念很难在短期内落地生根。理想化地将其付诸实践,必定和社会现实...     

论后发展效应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影响——以"第三条道路"为例

民国时期产生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实践,这与后发展效应的影响密切相关。知识分子作为中国 现代化的启动力量,"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必然受到后发展效应的影响。探讨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 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现代化。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