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佛诠儒 返本归儒－－论袁宗道对“四书”的诠释

袁宗道是公安派中的首开风气者 ,他通过诠释“四书” ,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凭。与李贽及袁宏道的“狂禅”气象不同 ,袁宗道诠释“四书”虽出入佛禅 ,但归本于儒。他与宏道和而不同的学术取向 ,体现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宗道的“四书”诠释 ,对张岱的《四书遇》亦有启迪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张岱戏曲理论摭谈

张岱不仅是著名的散文家、历史学家,而且也是戏曲理论家。称他为散文家、历史学家,因为他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环文集》等散文集和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谈谈鲁迅著作和日记中提到的两部张岱作品

明代遗民山阴古剑老人张岱是明末清初重要作家。鲁迅在他的著作和日记中,曾多次提到他的《陶庵梦忆》及《有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现笔者对鲁迅所提到的这两部作品略作些介绍并提供点有关资料供参考和研究。张岱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约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波俏

夜渎张岱的《桃庵梦忆》，里面有一段写乡贤柳敬亭说的书：“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在扬州一带的方言中，“波俏”二字，是说女孩子长得好看。柳敬亭，江湖人称“柳麻子”，张岱说他“土木形骸”，又力挺他“波俏”，乍看这段文字，很是让人忍俊不禁。     

《陶庵梦忆》的艺术成就

《陶庵梦忆》是明代绍兴散文家张岱的代表作,是他在明亡之后作的旧日生活的一些片断、琐事的记录。张岱曾说这是对旧日繁华绮靡生活的忏悔。这部实录性的小品集,亭台池阁,书斋山房,古物玩好,花鸟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廖平经学六变时间略考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县人,是近代有名的经学大师,以经学六变闻名于世,自号六译先生。他一生经学一变平分今古,二变尊今抑古,三变小统大统,四变人学天学,五变天人大小,六变以《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解《诗》、《易》。一生思想多变是廖平经学思想的特点。要掌握廖平思想发展的脉络,不能不首先解决经学六变的时间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廖平本人著有《经学四变记》,说明了经学前四变的时间;他的弟子黄镕、柏毓东分别写有《五变记笺述》和《六变记》,有廖平经学后两变时间的说明;廖平的孙子廖宗泽撰有《廖平年谱》,对廖平经学六变的时间作了较详细的说明。这些     

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张岱交游录

张岱在文学、艺术上都颇有造诣,他精通戏曲,工诗善文,而且对园林建筑、饮食诸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究其原因很多,而广泛结交,相互切磋,吸取营养,应是其中之一。张岱青壮年时期曾多次漫游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及浙江等地,好结纳海内胜流,“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皆聚其庐”,“园林诗酒之社颉颃间”。正如他晚年在《祭周戬伯文》中自称:“余独邀天之幸,凡生平所遇,当多知己。余好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宋明理学研究

在过去一年中,学界对于朱熹的经学思想与方法的论述颇多。朱汉民和肖永明都注意到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经学诠释特点,并指出朱熹在注重义理阐发的同时,并不废弃章句训诂,朱熹的经学兼取汉唐以下诸家之长,力求经文本义,将理学与经学统一起来。梁涛则注意到朱熹对于“慎独”的误读,并且揭示出这种误读所包含的经学诠释意义。而余英时先生晚年的倾力之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无疑是这一时段有关朱熹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将影响到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宋明理学研…     

《四书评》并未嘲笑孔子

《四书评》一书,虽然署着李贽的名字,但是它的真正作者并不是李贽,而是叶昼。由于过去一些人把《四书评》的真实作者搞错了,因而把《四书评》的思想观点也完全歪曲了。《四书评》在1975年曾被作为“李贽早期的一部尊法反孔的著作”而加以整理出版。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以及当时报刊上的有关评论文章,都说《四书评》“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孔丘”,对孔子进行了揭露、讽刺,嘲笑,等等。他们有一条主要的根据,就是《四书评》对《论语》中所述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一句话,写了如下的评语:     

《陶庵梦忆》主旨新说

《陶庵梦忆》（下称《梦忆》）是明末散文家张岱明亡后追忆昔日繁华之作,它多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生活,艺术上融公安、竟陵之长,代表小品的极高境界。研究它,对认识晚明社会、晚明文风及中国散文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梦忆》主旨,历来学者重视其寄托故国之思的倾向,三...     

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篡辑的。这个巧伪人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与《五经》相提并论成为儒家的经典,并将他把孔孟之道加工为“理学”的毒汁,灌注其中,作章句和集注,编成《四书集注》。     

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

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唐儒学复兴、北宋理学奠基,南宋理集大成的过程中,《四书》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最终形成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不仅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同时理学家们通过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和民间传播的下层路线,使这种新兴的思想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历史七八百年之久的儒家文明。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孙慎行《玄晏斋困思钞》的文本问题与晚明政治环境

孙慎行是晚明著名的士大夫,曾亲身经历明末党争与三大案,而他的儒学成就也被黄宗羲称赞为东林之学,泾阳导其源,景逸始入细,至先生而集其成矣。《玄晏斋困思钞》是孙慎行多年文钞的汇编。该书根据儒家四书经典的意旨表达了作者对明代经学的思考甚至是对晚明社会政治情况的反思与总结,是一部发挥意见的经部四书类书籍。本文从《困思钞》的文本问题出发,利用书中所收条目的时间序列,反映孙慎行在晚明政治环境中思想的变化及其对世态变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