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一个建构民众知识世界的分析视角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的流动与社会化成为社会学领域日益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引入知识旅行与再生产视角,用以解释在转型时期不同群体存在显著“认知”差异的背景下,知识新陈代谢的微观社会化过程。通过引入民国时期社会教育路径下“现代”知识大众传播的案例,以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出版的《民众教育季刊》和《新民》杂志为例,探究知识分子对现代民众知识世界的建构。研究发现,知识分子通过“实验”和“民间文艺”这两个核心话语建构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为推进知识旅行作好铺垫。与此同时,在行动自觉指引下,知识分子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渐次落脚于社会教育的大众实践——建构大众话语范式下的“现代”知识。最终,“现代”知识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逐渐从研究层面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完成知识旅行。由此出发,可将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日常生活知识建构的一个分析工具。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续)

严格地讲 ,大陆后现代批评与后殖民批评作为理论话语 ,缺少与其对应的作为先在经验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 ,也就是说 ,这两套“后”话语不是从大陆本土发生的后现代文学与后现代文化中提取出来 ,转换为一种具有理论指导性的批评话语 ,而是从西方舶来的宗主国理论话语在变体的态势中为大陆学界所用。在这个意义上 ,大陆理论界以“后”话语在批评中所定义的后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化与文化艺术中的后殖民现象是西方两套“后”话语过度诠释的牺牲品。王国维《人间词话》以“隔”与“不隔”来界分主体在创作中能否获取“境界全出”。笔者以为 :就当…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论当代知识分子的批评者角色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动,使知识分子向来清晰的批评面目变得模糊起来。从此,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又作出重建知识分子权威的努力,这体现在批判精神的再度崛起上。然而,学院化的生存环境使得知识分子从过去“为政治而学术”的老路走向“为学术而学术”的新途,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批评功能有所退化。与此同时,在日益严重的专业化和市场社会中,实利的价值考量和反权威的后现代倾向给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资格和效力增添了新的障碍。     

新媒体话语下的知识分子职守

在当代传媒理念和高端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之下,新媒体以其碎片化、平民化、海量、即时等特征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身处当今这一多元化社会,以福柯的微观权力为理论基础,探讨新媒体话语及其产生的时代必然性,并探讨在新媒体话语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职守问题,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试论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

利奥塔是西方后现代理论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重新思考了西方的思想传统,并把自己的思想用“后现代”来命名。1979年出版的《公正游戏》和《后现代状况》两部著作标志着他的后现代思想的日趋成熟。他的后现代转向始于对公正性的考察,他以元叙事的危机和后现代话语为主线,对后现代知识状态做了迄今为止最深刻的分析,使“后现代”问题走到了理论的前台。他的后现代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解构总体性。他的观点在后现代思想领域独树一帜。     

游戏政治观——后现代政治哲学分析

理性底板的消解,规范的消失,使政治失缺了“真”,成为在多元 主体间不断变换规则的游戏,而对规则的不同理解则导致了后现代交往政治论与现代政治学 契约论的根本区别：首先,游戏政治论是无先天底板和基础的政治交往论;其次,它是在差 异论情景中信奉方法论上的唯我论;其三,它是反权威性话语的政治。游戏政治观使政治学 在向后现代转型中进一步突出了交往共同体理论。     

后现代小说标题艺术论

后现代小说标题的审美之维已颠覆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传统小说标题对小说本文的统治,消解了小说标题自我权威,使之以平等的话语姿态在接受者面前出现。它们在传达本文内容信息上,其能指/所指,叙述/隐喻等二元对立项紧密的线性联系被打断;在阅读期待上标示小说文本为“可写性文本”来期待阅读的“增殖”;所指向的阅读经验是“不确定性”经验类型;语言生成方式是“自发”和“原创”。     

主体特质与话语表达:基于“能量场”的政策体制探析

公共政策是整合分化社会与分化利益的有力工具,制定一项良好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一项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基于各参与主体的特质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策产出的体制.关于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与分析,国内外学者仍是“仁者见仁”.在后现代话语理论方兴未艾的情势下,公共政策在“公共能量场”中的制定与修订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抗辩、博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难民、秉持公共精神的管闲事者、相关的政府机关、不可触犯的上级权威等四类公共政策主体的特质.而政策主体的特质在“公共能量场”中的能动性,既取决于政策主体的主体特质的话语表达,也取决于在解构传统公共政策体制的基础上建构基于后现代话语理论以“公共能量场”为场域的新的公共政策体制的平台搭建.     

孟子的人格意识与士节

孟子承袭孔子所开示的人格意识与士节基础,将社会知识分子的自觉推向新的高度。他以“义”为支点,建立了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理论,再通过“居仁由义”的道德实践,达到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大丈夫。同时,孟子倾力批判了各种寡廉鲜耻的奴性人格,从而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人格意识与士节体系。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后世知识分子影响深远。     

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前工业社会中以人文理想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后者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批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实现着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意志整合,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霸权。     

民间理想与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无望救赎

1990年代知识分子民间理想的选择,只是一种无望的救赎。它既不能让知识分子摆脱体制的束缚,同时又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精英身份抛弃,彻底等同于一个普通大众。当对自己的堕落和失落心有不甘时,就只能到民间理想里去体味其中的浪漫和诗意。知识分子对当今时代话语的缺席无疑是对传统精英知识分子使命的放弃和背离。     

当代知识分子生态环境的现状与构建

在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中,生态理论的兴起为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系统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作用不是割裂的,这三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知识分子发展赖以依存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知识分子生态环境,首先需要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的价值则是创造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的关键.其次,需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是转型社会的必然,所以分析转型社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困境,能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第三,需要有文化生态环境的依托.大学作为知识分子成长和生活的“社区”,其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顺从的与率领的--解析鲁迅笔下的羊意象

羊意象是鲁迅着意营造的一个动物意象。羊,一般被视为“奴隶”、“顺民”的代名词,鲁迅笔下的胡羊正是这类形象。作为“领头羊”率领羊群走向死地的山羊,则是那些具有奴性人格的知识分子的象征,它与鲁迅笔下的狗、猫等一起构成了否定性动物意象系列。与狗、猫意象不同,鲁迅对山羊意象的营造,着重不是褫其本相,而重在揭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由此鲁迅从一个特定角度对现代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身份体认的痛苦与迷乱——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末的角色定位

"文革"结束之后,随着权威意识形态经历了重建与逐步松解的动荡性变化,知识分子也同步经历了从"身份确认"到"身份超越"的艰难嬗变.作为知识分子灵魂的载体--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由此也显得扑朔迷离,50年代到70年代无奈的"改造者"的身影开始被痛苦的"自省者"和迷乱的"萎顿者"所替代,表征出知识分子复杂而微妙的心路历程.异质性的复合形态是文革后知识分子形象生成的基本特征.     

指归在批评——苏轼人生价值取向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当代把是否依据知识和真理作为唯一的权威体系向社会批评、建言等,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准,并强调所谓社会需要知识分子,实承上是需要他们的批评;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实际上是对他们批评的宽容。以此去观照八百年前的苏轼,不难发现,现在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正是当年苏学士所坚持的"言必中当世之过"与处"盛世"而作"危言"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延续和发展。由此可以发现苏轼身上所闪耀的现代理性光彩。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式的知识生产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权力话语的生产与消费的一个新型哲学分支。中国式的知识只注重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属于生产价值和直言律令的权力话语,完全是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适用的领域。这类权力话语因没有外在的事实与其符合,与其同构,故几乎很少有创新和更新的可能。于是,中国是一个只生产知识分子而不生产知识的国度。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政治、化的早熟。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引入谱系学的机制,即知识造反学——20世纪的哲学给人类留下的最可贵遗产。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让人说话,世界就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