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民间叙事中的善恶观念释例--"断手姑娘"解析

"断手姑娘"是一个世界性民间故事类型.在中国的民间流传中,因于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这一故事融入了较多的儒家文化观念意识,体现出明显的道德训诚意味.通过与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同一类型故事比较,在故事文本所隐含的文化意义方面,我国这一故事的本土化特点更为鲜明.     

父子之情与国家公义——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原型及其意义阐释

王蒙的小说创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作品数量丰富.在他不同时段的作品中,存在一种"互文"现象,即对某种经验类型、典型场境或故事的反复重复,其中,"大义灭亲"的故事类型在他不同时期的小说中一再出现."重复"是原型的典型特征,王蒙小说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就具有了"原型"的意味和价值."大义灭亲"的故事,最初出现在<小豆儿>中,继而重现于<青春万岁>中,最后在"季节系列"中再度重复."大义灭亲"故事在重复时,某些故事因素被轻微地改写,从而引发了故事语义的变迁.     

从"以言载道"到"以事娱人"——宋前"话"的流变考论

从先秦"以言载道"到隋唐"以事娱人",宋前"话"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使用者由政权阶级向普通大众游移,典范与政治教化作用逐步减弱,文化地位由雅入俗.不拘场合和身份的各种"谈话",又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话"的叙事特征和娱乐色彩,使得"话"的主要义项由僵化的政治言语转变为生动形象的故事,并在宋代掀起一股平民文学浪潮,滋生了"平话"、"诗话"、"词话"等众多俗文学类别,揭开了元明清俗文学繁荣发展的序幕.     

"白蛇传故事"与重释性叙述

中国古代有一种集体共享型故事,它形成于叙事的"公共领域",历代相传,"白蛇传故事"就是其中的典型个案。这一类型的故事内含着人生的某个典型情景和生存困境,也寄托着某种深刻的文学喻示。在集体共享的过程中,它被反复重述,也被反复释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在重述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时总会或多或少地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去重新阐释故事的要义;一次又一次的重释,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对某个历代必有的人生问题的体认,故事中所内含的某个生存难题在人们的反复释读过程中呈现着动态而微妙的变化。故事的"重释",使我们看到了民间思想的活力,"重释"后的故事焕发着新的叙事魅力。集体共享型故事正是在多次的"重释"中一步步深入人们的心灵,汇入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     

"三言"发迹变泰型故事的母题分析

对"三言"中发迹变泰故事进行母题分析,从感生与异貌、女人与酒、命运与机遇3个层面观照发迹变泰型故事的创作心态和接受心态营建这类故事的结撰者及其所面对的读者群皆来自于社会底层,在现实生活中备受压抑,尽尝了世态炎凉,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发迹梦幻.此类作品所反复咏叹的神异的命运和机遇,其实是欲于世态炎凉的际遇中令这些处于底层的人们建构一种生活的信心.     

达斡尔族"迫害——复仇"型民间故事叙事结构论

达斡尔族人民创造了大量的"迫害-复仇"型民间故事,这类故事拥有相似的"施害者加害受害者,英雄为受害者复仇"的情节.通过对此类故事的叙事结构分析可以发现,此类故事潜藏着劳动人民对物质生产、社会斗争的体验与认识,凝聚着宝贵的人类经验,主要表现为认识到了社会斗争的必然性,并积累了战胜敌人的办法.对民间故事的叙事展开分析,有利于揭示潜藏于叙事之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密码.     

"嘴会转"与"铁算盘"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长工和地主"解读

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给予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深刻影响.地主与农民,特别是与长工、佃户之间的阶级对立,成为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在民间口头文学中,表现长工与地主抗争的故事也就应运而生.文章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故事的各种异文,把这类具有中国文化特性的故事分为三个亚型,即"巧做活"亚型、"连环骗"亚型和"破难题"亚型,从叙事艺术与社会历史意义两个角度阐明了长工与地主故事的文化内涵.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民俗学视阈下的中国"鬼母育儿"型故事

从古至今,鬼母形象经历了一个由恶至善的变化过程,这与佛经故事的影响、中华民族母性崇拜文化的引导以及文人的自觉创作有关."鬼母育儿"型故事中的"母"与"儿"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鬼母不顾阴阳乖隔,奔走人世间育儿,体现出超越生死的母爱;"儿"则指宗法观念下的夫家男嗣,"去母留儿"母题反映出男权社会中母权丧失的现实."鬼母育儿"型故事亦折射出当时社会医疗技术不发达的现状,民众出于功利性和调适心理的需要,在民间衍生出一些与祈求妇女顺利生产相关的生育习俗和催生娘娘信仰及趋利避害的产妇鬼丧葬习俗.     

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

在唐五代,“屯田”和“营田”是封建土地制度中两项重要内容。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争议不决。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分阶段理清了两者的关系,认为在唐前期,“营田”泛指经营土地,“屯田”是一种特殊的官营土地制度。唐后期至五代,出现户部营田务管领的营田,乃是与屯田并行的另一种官田系统。文章还否定了唐后期屯田转化为营田的说法。     

《型世言》的价值取向和叙事模式

晚明拟话本小说《型世言》以“树型今世”为编著目的,在题材选择、情境冲突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与同时期拟话本小说相比,其恪守礼教摒弃世俗人欲,重振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小说采用叙事 议论的叙事模式,情节平铺直叙,固然朴实,却缺乏艺术性。作者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忽视其娱乐功能,所以造成《型世言》的艺术价值与同时期拟话本小说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论《浣纱记》中女性的政治情结

《浣纱记》是明代中叶著名传奇作家梁辰鱼的代表作品,剧作表现了西施牺牲个人幸福以求复国昭雪的爱国精神,独具匠心地赋予她崇高的政治情操,使之成为着力表现女性政治情结、通过男女爱情串联国家政治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传奇作品。同时,《浣纱记》"以生旦爱情寄兴亡之感"的创作手法,影响到清代《长生殿》和《桃花扇》等剧作的创作模式,作为戏曲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对之后的明清戏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论六朝时代“妖怪”概念之变迁——从《搜神记》中之妖怪故事谈起

以《搜神记》中之妖怪故事为考察重点,具体论述了自先秦两汉时代至六朝时代"妖怪"概念发生的变化。在先秦两汉时代,它主要指一种具有预兆性的反常现象;在六朝时代,它的概念则与"精怪"的概念逐渐混淆起来,其主要意义则为精怪、鬼魅之类。     

1《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与“渭城体”

<渭城曲>是唐代一支送别的歌.中唐时已广为传唱.<全宋诗>、<全宋词>中的有关歌吟,反映出<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及传播情况,对其歌唱者、歌唱声情、歌唱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述及.在宋人的诗歌创作中,<渭城曲>已形成专门的一"体".分析这一典型个案,诗歌歌唱在诗"体"形成中的意义即可见一斑.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小四梦》中的压卷之作－－《断缘梦》

晚清梁廷柟的《小四梦》杂剧中,《断缘梦》是值得注意的。与其他三剧相比,此剧无复依傍,直写自我情怀。以梦幻笔法表现人生感慨,以荒诞情节揶揄社会现实,虽然太多鬼气,但不失为清代杂剧中的佳作。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论《石点头》中的谶应现象

<石点头>是明末著名的话本小说,其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谶应现象.<石点头>文本对谶应现象的运用,继承了话本小说宣扬因果报应的宿命思想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对谶应现象的自觉运用,对于故事情节的构架、故事主题的烘托以及氛围的营造,发挥着独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