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民本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又以民本思想考察历史的更替，探讨民与国家治乱及朝代兴衰的关系，揭示统治者以民为本治国兴邦的意义。他从历史考察中认识到：统治者治国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其施政要安定民生，不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李陵之祸与司马迁的人生之歌

李陵之祸促成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生的重新思考,他忍辱负重,追步前贤,把个人的痛苦化入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形成了其绚丽多彩、光芒竞天的人格精神。从而展现司马迁居辱不屈的人生斗志、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至诚相交的人间真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之元动力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力,或说＂发愤著书＂,或说＂受于父命＂,然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动力。透过外力影响和内在动机,可探究出司马迁著史的元动力。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经学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的发展对司马迁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影响又是多方面的。经学的发展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观念和《史记》创新体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论司马迁仁学思想的来源与帝王批判

汉代道德思想律的基础是孔子的仁学思想。汉代的价值判断体系主要取法于孔子的仁学思想,司马迁通过历史研究,看到了孔子仁学思想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从而把思想立场移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方面。仁学是司马迁进行帝王批判时的思想武器。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司马迁将帝王批判盛载于社会批判之中,以道德自律为纲绳,为帝王批判树立起新的标尺。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司马迁和《史记》更是无以回避。探讨分析了司马迁之生死观在《史记》中的体现及内涵，并略论了司马迁生死观对儒道两家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调整《史记》断限之原因

《史记》"述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所订定的断限。司马谈将《史记》起于陶唐,一是司马氏的先祖在陶唐时期显扬于世的缘故,二是基于"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司马谈将《史记》讫于麟止,是因为《史记》自比《春秋》,是接续《春秋》而作,孔子辍笔于麟止,因而仿效讫于麟止。从"自传"和"记载历史"的视角来看,司马迁将上限移至黄帝的原因,一是黄帝是司马氏的始祖,二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子孙。这是从个人家族的血缘关系扩大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史记》的下限经过司马迁三次更动:第一次下修至太初,第二次下修至天汉,第三次下修至武帝末年。其原因皆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必须加以记载,而且这些事与司马迁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生活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受时代风气影响,冲破了前人在尚贤、知人方面的僵化模式和世卿制的思想羁绊,在其伟大的著作《史记》中分别阐述了有关人才基本素质、成才、人才事关国家兴衰以及用才等方面的人才思想,总体上表现出实践性、开明性和人民性的特点。司马迁的人才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针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观点：一、“取与守不同术”是西汉经济思想不同于先秦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史记》汇集和总结了这一思想。二、司马迁既反对贵人贱利，也反对不讲礼义之分；本末思想的特点是赞成汉初自由经营工商业，反对官府垄断工商业的与民争利政策，而不是什么“重商”；其思想影响非儒非道，而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如何发展封建经济的角度上兼采了儒、道。三、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封建制生产关系下通过“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的机制以发展封建经济实现富民。     

论《庄子》之“奇”对司马迁“爱奇”的沾溉

以比较的方法,探究《庄子》之"奇"对司马迁之"爱奇"的影响和沾溉。《庄子》以"奇"寓意是司马迁用"爱奇"以表达"一家之言"的先声;《庄子》的奇人、奇事为司马迁"爱奇"以记"奇人"、"奇事"提供了借鉴;《庄子》之"奇"的浪漫特色是司马迁"爱奇"所表现出浪漫性的启导。     

论司马迁的悲剧人格与《史记》人物性格之关系

《史记》中悲剧英雄们的悲剧人格具有以下要素：一是立志高远、胸怀壮阔、不计一己得失的人格魅力；二是都有不贵其身的气魄，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他们表现出了”不识时务”的秉质，将自己置身于舍身忘我的悲剧处境；三是面对悲剧处境，他们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表现出大义凛然、超然赴死的超拔气概。这种悲剧人格具有坚守的崇高、抗争的悲壮与死亡的震撼等美学意义。这种共性除了人物本身的特点外．更应该归功于司马迁的艺术提升．     

试论司马迁的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把“尊疑”、“传疑”、“阙疑”作为治史原则，表明了汉代史学的趋向成熟；而“善疑”则要求史家学识、求实、严谨完美的结合；疑与信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则促使了治史的深化。可以说，膜拜正统、伏首权威的封建史学由于注入了怀疑精神才放出了异彩，《史记》就是其体现     

浅谈司马迁的崇高体验

司马迁为之作传的一些人物，或以事业，或以人格，或以才气，或以精神气质令司马迁倾倒，给其带来强烈的崇高感。作者将这种感觉融入笔端，后世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受到强烈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