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乡土小说狂欢化的话语策略

和诸多乡土作家一样,莫言始终关注着乡土大地的苦难,不同的是,在莫言的作品中,沉重的历史和现实苦难往往隐含在狂欢化的叙事背后。狂欢化的感官描写、狂欢化的杂语写作等话语策略与苦难主题的结合,使得莫言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综观莫言的创作,狂欢化的艺术世界奇谲瑰丽、丰富繁缛,展现了其作品厚重的文化美学品格。     

从暴露到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

居于大类的晚清写实小说在笔调与主观意图上仍基本立足于暴露,其所描绘的画卷也形象地再现出晚清社会诸多破裂镜像,体现出有晚清之小说特有的文学生态语境和话语维度。晚清写实小说在延续传统小说的批判立场之下,又传达出某种特质——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首先体现为对狂欢化的描写,即对晚清现实社会景观的彻底暴露;其次是这种暴露背后的文化狂欢,即个体的宣泄与价值虚无;最后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欢。晚清写实小说在重构意识形态的抉择上还略显模糊与含混,但是其早于"五四"文学之于启蒙与审美的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突显却是极富启发性与现代性的。在中国近现代小说发展历程中,晚清写实小说在叙事话语建构、文学地理视阈、民族国家意识想象、文学边界意识等诸多方面均具有先导性。     

论莫言小说的叙事策略与审美风格——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中英雄形象为中心的考察

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是一种艺术上的“英雄”,而不同于现实社会历史中的英雄.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是在传奇与崇拜关系中塑造的;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是被置于悲剧和狂欢的交织与映衬中塑造的.     

对话狂欢中的本土叙事——莫言小说《蛙》的巴赫金诗学解读

莫言的小说《蛙》通过人物之间不同思想意识的对应,通过狂欢式的戏仿在官方思想与民间意识之间、基本国策与基本人性之间、执法者的理性正义与超生者的悲剧命运之间构建了一个大型对话的平台;又通过人物内心自我意识的矛盾纠结构筑起微型对话的空间;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众生喧嚣的复调艺术世界。对话与狂欢的水乳交融表现了作品的民间文化基因,而作品对事件、人物及其不同思想意识都没有作出清晰的价值判断,又展现出对话与狂欢的敞开性、未完成性特点,作品因此在艺术上体现了复调小说的特有叙事风格,在思想上达到了历史反思与人性表现的统一。     

对话·狂欢·多元意识: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艺术

莫言是中国当代最具"复调型的艺术思维"的小说家,他主张小说应该要有密集的思想,要有多种思想的冲突和"众声喧哗"。莫言小说复调叙事的艺术表现为:他改变了传统小说中作者控制人物的叙述姿态,建构怪诞的狂欢话语世界,并在矛盾和复杂的思考里赋予小说多元意识。     

王小波的文学世界

王小波的小说体现出谐趣和超拔恢宏的想象力。死亡叙事的种种悖谬,死刑游戏和狂欢化诗学构成了王小波小说引人入胜的魅力所在。长篇小说《万寿寺》是王小波探求小说无限可能性的一部后现代作品。王小波的杂文是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世纪绝响。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新世纪乡村小说的脱序景观

面对乡村脱序的现实,新世纪的一些作家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乡村生活整体性的瓦解,他们主要运用了非愚即痴的叙述者、狂欢与荒诞等艺术手法来表述碎片化的乡村世界,这在阎连科、林白、贾平凹与莫言等作家近年来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而,新世纪乡村小说形象地再现了当代乡村的脱序景观,传达出混沌的艺术效果。     

身体视域与莫言小说发生学

在以往研究中,域外视域（如福克纳与马尔克斯作品）和民间资源（农村生活与志怪传统）等因素对莫言小说的影响都得到重视和强调,然而艺术家创作状态有其微妙之处,仅仅依靠对作家的时代背景、阅读资源和生活经验的探讨,未必能解开莫言小说创作的独特奥秘。感官化与肉身性,是莫言小说在1985年前后表现出的个性化特征。本文以身体书写为视角对莫言小说初创期（1981—1984年）与1985年前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身体书写在莫言小说创作发生学中的表现、地位与影响。在对身体感觉的多重书写中,莫言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再现论思维方式对其的影响,实现了个人创作的“身体转向”。经由身体书写视角,我们可以对莫言小说生成的动态过程、内在动力和影响因素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透视。     

汪曾祺小说审美特征生成论

在20世纪文学史中,汪曾祺发现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及其审美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人和谐、欢悦的生存的图景,从而迥异于主流小说的风格.汪曾祺温暖而独特的小说,既是中国20世纪历史变迁的产物,也是他从个体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产物,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的产物.     

论冯骥才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简

冯骥才的小说创作包含了独特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意义,是新时期文学回归和复兴“五四”文学精神的表征,也是冯骥才文化精英意识的体现。但冯骥才小说的民间文化定位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学更深远的文化传统的回归,冯骥才的这种小说创作道路极具文学史意义。     

小说劝惩论与明末拟话本小说

中国早期的小说主要是用来补正史之阙和崇艳猎奇的,从唐传奇开始,小说的劝戒功能开始被重视。明代中叶以后,小说理论家与小说作家为了抬高小说的地位,有意识地加强了小说的劝惩功能,在他们看来,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劝惩功能要超越其他一切文化形态。明末的拟话本小说深受小说劝惩论的影响,因此也生发出一些独特的文学特质。     

中国当代社会的市井叙事--池莉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

带有浓厚市井意识的市民文学创作在我国源远流长,池莉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市井风情小说的传统,站在市民的立场上来表现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这构成了她小说中独有的叙述姿态、价值取向,谱写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市井风情画,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文化意识。     

汪曾祺小说中的地方(高邮)民俗文化

汪曾祺的很多小说执着地表现了他的家乡高邮,描写了高邮的许多民俗文化,使其小说充满了浓浓的民俗文化韵味。文章力图从他对民间习俗、民间艺人、民间美食、民间作坊的描写来分析他小说中的地方民俗文化。     

批判与坚守--论民间文化在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中的不同命运

民间文化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在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中有着不同的命运.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存在于民间的"小传统"被抽空,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出现在小说中的民间是经过主流意识形态教化过的、选择过的,而在新历史小说中则更强调对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的全面认同和宣传.     

三种文化形态的合流与Di牾－－重解周立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小说

周立波50、60年代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体现了三种文化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官方主流文化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合流与牴牾,它们的合力与张力使周的小说具有开放性,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裂隙,周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知识分子在文化选择上的矛盾与游移。     

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

民间文化资源是莫言艺术想象的动力源之一,它在莫言的艺术想象中主要呈现为两个层面: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艺术、民间习俗、民间寓言是最基本来源和存在,它们构成了莫言艺术想象的基本层面;民间历史、民间形象、民间观念、民间情绪、民间历史态度,它们构成了莫言的民间写作立场及其另类存在艺术想象的高级层面。莫言虽然坚持民间写作立场,却始终没有驱逐道德的在场。相反,因为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其创作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言说也更加丰富和鲜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民间话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话语、民间伦理话语、原始人性话语和原始自然意识组成了民间话语的基本结构,对此,我们应该在现代性话语重建的基本关怀下进行相当切实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