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

柳宗元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或者读过一些古书的老人都知道的。至于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知道的人就要少得多,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很一致。在十年动乱时期,表面上把柳宗元捧得很高,把他封为“法家”,实际上并没有理解柳宗元,把他的形象歪曲了。应该说柳宗元是个儒家,是“孔子之道”的忠实追随者。但他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儒家,是个儒家的改革者。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个伟大的改革者。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至少不应比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低。     

全国柳宗元哲学思想讨论会在柳州召开

来自全国140多名学者参加的柳宗元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在柳州召开。会议围绕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实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关于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实质,多数同志认为柳宗元肯定“元气”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元气一元论”唯物主义。一些同志认为,柳宗元的自然观受佛教唯心本体论的制约,在世界观上以佛教真如唯心主义为归宿,其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有的同志则认为,柳宗元一方面主张“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又赞同佛教“中道”、“真常”的佛性本体论,     

柳宗元不主张“以神道设教”

柳宗元认为佛学心性学低层次部分是与《易》、《论语》合的,可以用来佐教化,但是他对《易》经中“圣人以神道设教”的说法,又一贯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明确这点,可以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本意. 柳宗元不但坚决反对把一切虚妄、迷信引入政治哲学作为制定施政措施的依据,也反对把它们作为施用手段来欺骗老百姓.在他当时,主张用“神道设教”的人有这样一种见解:把鬼神、灾异之说引入政令,“盖非为聪明睿智者为之,将虑后代有昏昧傲诞而肆于上人”,所以要用这些迷信来“震动其心”.     

柳宗元《天对》神话观辩疑

柳宗元《天对》遥承屈原《天问》,探讨了众多神话问题。柳宗元的神话观和自然哲学观紧密相连,他认可“天人相分”的哲学论,体现唯心主义天命观的“符瑞论”就成了柳宗元攻击的靶子。《天对》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神话只是柳宗元反对天命观的“载体”而已。柳宗元对神话的裁剪并非一个尺度,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一些美丽的神话还是首肯的,并非想消解神话的情趣。     

柳宗元的墨学观

唐代思想解放,诸子学说重兴,沉寂多年的墨学亦受到重视,唐中期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墨学做过研究。柳宗元曾辩墨、佛之优劣,提出“墨不如佛”,又曾就墨学流传加以研究。柳宗元“儒佛同道”、“墨不如佛”诸论的出现,既受孟子以来“尊儒辟墨”的儒家学术传统的影响,又与彼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术背景相关联。     

陆贽与唐宋古文大家

诸多论者只简单强调历史上的骈散之争，其实骈文大家陆贽对唐宋古文大家的散文有着巨大的影响。陆贽是韩愈的座师，而韩愈是最早给陆贽立传的作家；陆贽任宰相后，方使屡试不第的柳宗元如愿以偿，陆贽的为人、为文对柳宗元影响巨大，陆贽遭贬，柳宗元愤然撰文抨击时政；苏轼把宋代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与陆贽、韩愈、司马迁相提并论，认为欧阳修“论事似陆贽”，自称年轻时即好“陆贽书”，“私所钦慕者，独陆宣公一人”，为文为政多承陆贽。可见，陆贽与古文大家们均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兼容的气派。     

论韩柳与佛老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如何看待,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柳宗元“崇信佛教”,“受佛教迷信毒害之深”,“终其一生没有解脱佛教对自己的精神束缚”,“客观上做了一种最愚妄、最落后的思想宣传的工具”1。另一种意见认为:“柳宗元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者,不可能真正信佛。”2上述两种说法在笔者看来都和柳宗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矛盾。第一种说法与柳宗元写作《贞符并序》、《断刑论》、《非国语》、《天爵论》、《愈膏肓疾赋》、《祭吕衡州温文》、《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以及《天说》、《答刘禹锡天论书》、《天对》等…     

韩柳思想文风论略

唐宋八大家,唐只有二位,即韩愈、柳宗元.文学上,柳宗元与韩愈同道,他们竭力提倡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他们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柳宗元去世前,托孤韩愈;韩氏的《柳子厚墓志铭》等文,悲悼亡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韩柳二人的创作,交相辉映,都登上了散文创作的峰巅.韩柳二人在思想、学术、文风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呈现比较复杂的现象.     

柳宗元被贬后的心理分析

近期，有文章提出“柳宗元被迁谪后至死的 14年中，精神状态一直是一蹶不振”的论断。在此之前，也有的论者认为柳宗元被贬后“思想很不健康，怨天尤人”，有的则认为他受挫折后陷于颓废状态。这是牵涉到对柳宗元个人、全部生活和全部思想的评价的重要问题，有必要加以讨论。本文试就柳宗元对待挫折的心理作些分析。     

柳宗元与佛教

<正> 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从柳氏在世直到今天,人们就此问题一直辩论不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可归结为两种:一是认为柳氏是佛教信徒。同代人韩愈说柳宗元“嗜浮图言”,“与浮图游”,“不斥浮图”,还没说他是佛教信徒。后来,佛教徒把柳氏列入天台宗的传法世系之中,柳氏就成了佛教的俗弟子。近几年,有些同志著文说柳宗元“真诚地信仰”佛教,是“狂热”地“迷信佛教”的“佛教徒”,佛教思想“决定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另一是认为柳宗元是伟大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不是佛教信徒。笔者持后一种观点。对此,很多同志已做过论述,本文只就五个问题,做点补充说明。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主旨及存在的问题——兼论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确存在着一些可疑之处,但在全文中是次要的,远不足以怀疑此传的作者。屈原的行事不见于传世的先秦典籍,司马迁所能得到的材料较少,还有传说的材料,本身即有矛盾和可疑的地方,司马迁秉持"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的史学态度。此传采录了刘安的《离骚传》,但都经过了司马迁的批判,这充分表现出他的理性精神。司马迁在此传中多发议论和感慨,这是在屈原材料缺乏且与屈原相互同情的情况下,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汪春泓认为,司马迁未为屈原与贾谊作合传,只是写成《屈原列传》,可此传遭到了刘德、刘向的有意窜改,而成为今本《屈原贾生列传》,主要表现忠君守节的主旨。笔者不能同意此种观点。     

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创立了一个史家的学派体系而自成“一家之言”,但“一家之言”在历史上曾倍受冷遇。其实,班固批评的“史公三失”恰恰是司马迁的精髓所在: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对秩序范畴的挑战、对道德范畴的超越等,尤为可贵的是遵循人性逻辑来理解历史人物——这与他尊“黄老”的学术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既表现了司马迁思维模式的超前,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早熟。     

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

西汉王朝需要确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与等级秩序。司马迁生当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 ,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 ,把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圣化为“庶圣” ,神化为“赤帝子” ;班固则将元后王政君圣化为“圣女” ,神化为“太阴之精”。纬书作者们则将孔丘神圣化为“黑帝子”、“玄圣”、“素王”与刘汉王朝的“制法主”。王充提出察表知命说、禀气说 ,详细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论《史记》中的战争场面描写

《史记》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五彩斑斓,雄浑大气。以史传与战争小说为参照,《史记》战争场面描写呈现出以下特征：峻洁简净,不枝不蔓;战斗描写,泄郁抒愤;自然描写,点到为止;小说倾向,实中有虚。《史记》战争场景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与司马迁敢于打破史家＂潜规则＂密切相关,也源自他对前代艺术经验的广泛汲取。司马迁叙战除了以史为鉴,还有要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活灵活现地再现于笔端的自觉意识,描写英雄们酣畅淋漓的战场搏杀也是他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列传的三重意蕴

《伯夷列传》位列司马迁七十列传之首,此篇不同于其他列传体例,议论多于叙述,以议为主,它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七十列传的绪论.作者司马迁发微阐幽,精审的史料选择展现了其作为史学家卓越的史识和史德,援诗入史和以议代叙的表现手法也凸显了其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悲情情怀,大量的议论叙述中彰显了他对至善的追寻.     

子贡形象的重塑与司马迁的道德追求

子贡是孔子的高足。据《论语》、《左传》载 ,子贡立世行政恪守儒家思想和道德要求。司马迁却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中 ,将子贡塑造为著名商人和纵横家。这不仅与《论语》《左传》相悖 ,也与《史记》其他篇目中有关子贡的描写也相抵触。本文试图从较深层面分析个中原因 ,并由此揭示子贡形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提出接班人五项条件真实意图探析

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既是虚指,也是实指,就后者而言,他针对的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毛泽东实际上是委婉地对刘少奇敲响了警钟。但刘少奇没有领会他这番讲话的真实意图,还是我行我素,因为处于权力巅峰而锋芒毕露,不知收敛。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严重违背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终于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