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以猛治国“述评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封建社会有名的皇帝，他在中国封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这些不少史学工作者从不同角度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然而，对他在法制方面“以猛治国”的史实人们仍然很少涉及。尽管有人间或提及，也只是局限于其滥杀功臣株连无辜方面进行评说，没有能从法治的角度作出公正的解释，以至出现偏激。因此，对朱元璋“以猛治国”的法治国策作全面的了解，对其形成这一政策的前因后果作出适当的评价，这对我们今天搞好国家的治理是十分必要的。一朱元璋“以猛治国”的法律思想形成是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     

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

朱元璋是元朝末年一支反元武装力量的首领,最后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对朱元璋如何评价,历来争论纷纭。近年来,有人认为,“朱元璋原是一位佃农出身的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后来蜕变成封建皇帝”;也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而三任,先是贫苦农民,再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最后是封建皇帝”;又有人认为,“朱元璋的一生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农民革命阶段和向封建转化后封建帝王阶段’”;而吴晗同志早就认定朱元璋“最后背叛了农民革命”。上述种种议论,虽有些微分歧,但总的都认为朱元璋是一个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为封建皇帝的典型人物。尽管也有人提出朱元璋领导的是封建统一战争,“朱元璋实际上充当了农民战争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结论为:“他对农民的起义斗争并没有作出什么象样的贡献”,但是,仍然把朱元璋与元末农民大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朱元璋是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论断。我们认为,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根据历史事实,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转化”、“蜕变”或“背叛”的问题;如果说他“背叛”,也只能说他背叛了农民出身的本阶级,而不是背叛了农民革命。     

论朱元璋的“居安虑危”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具有突出的“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思想。洪武年间,朱元璋治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措施,虽然归根到底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同他本人的“居安虑危”思想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朱元璋“居安虑危”思想的产生及其对洪武年间某些重大决策措施的影响,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与分析。一在元末众多的农民起义首领中,朱元璋是参加起义较晚的一个,起初势力也较弱小。当他取代郭子兴为“滁阳一旅”的领导人,渡江攻占集庆时,“地狭粮少”、“孤军独守”,     

朱元璋政治思想刍议

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出身低微,后又入寺,成了一个游方僧人。元末动荡不安的时势,为他成就一番事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他终于成了明帝国的创业之君。如此的出身,如此的经历,使得朱元璋不同于一般的生长于深宫内院的守成之王,而是一位独具个性、思想的英明之主。尽管他在即位以后也曾经满露杀机,屠戮功臣;却也曾立法垂宪,构筑大明封建大厦;而且厚养民生,与民休息。尽管后人对朱元璋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的所有作为、都是由他的出身、思想及意识所支配。因此,本文拟对朱…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朱元璋坐稳天下后,马夫人担心手下的功臣造反,常在朱元璋面前猛吹枕头风,致使朱元璋诛杀了不少有功之臣。 这天,朱元璋召见丞相徐达。议事完毕,朱元璋退朝回到后宫,马夫人对他说：“徐达手握重兵,他一旦造反,就会江山不稳。”     

新中国70年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理路

尽管“法治中国”的提出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但“法治中国”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却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实践分析,法治中国建设经历了由“公共权力导向型”走向“公民权利导向型”的过程,这个历史演进过程的主要体现四个趋向：立法上由“被动”走向“主动”,执法上由“以法”走向“依法”,司法上由“感性”走向“理性”,守法上由“他律”走向“自律”。     

明代兵制初探(下)

朱元璋是以“武功定天下”,他对军队的作用是了如指掌的。当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为保持其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为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总想牢牢地控制军队,使之伏伏贴贴地作为朱明王朝的御用工具。在制定治军政策上,以朱元璋为首的当权者是颇费苦心的。     

论行政规章监督的法学机理和机制

从法学机理上说 ,行政规章监督问题的核心是宪政与法治的传统命题———权利与权力、自治与他治的关系。从制度上说 ,行政规章监督需要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以及非正式法律程序的多方交互和整合作用 ,需要在行政立法的事前、事中、事后对行政规章立法质量进行“过程性整理”。     

刘基的悲剧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

刘基是元末明初重要的诗文和寓言作家,也是明朝的开国元勋,然而其一生却是悲剧,刘基无法与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游民出身的朱元璋磨合在一起。这与刘基的教养、能力、才情和既往的经历都有关系。朱元璋以他才略和特殊的机遇赶走了蒙古统治者,建立大明。然而正如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所说,朱元璋是个“圣贤盗贼兼而有之”的开国之君,他的雄猜刻忌和独断独行的性格大大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而且他的残忍好杀在示范作用影响了后世明朝历代皇帝。     

论邓小平的立法思想

立法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依法治国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这就需要立法。邓小平同志历来都十分重视立法工作,他指出“国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①邓小平的立法思想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学习这一思想,对指导我国当前的立法工作,落实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２０１０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有法可依：邓小平历来重视立法工作建国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意识到了立法工作的重要,开始着手立法起草工作,但…     

试析朱元璋二重性佛教政策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于应天即帝位,面对元末以来的乱局,朱元璋采取“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政策维系统治。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像三武一宗那样排斥佛教,而是采取既提倡保护又整顿利用的二重性佛教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佛教的衍生性政治价值,其中又掺杂了他个人特殊的佛教情感,从而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二重性的负面趋向不利于其维护统治,从而他对佛教施以整顿。     

试论“法治等边三角形”的构成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兼谈普法工作的地位、作用、方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正确的法治实践,需要正确的法制理论作指导。实施依法治国战略,首要的任务,应该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确立：立法、普法、执法三者的关系。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从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出发,从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出发,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立法、普法。执法三者,必须构成“法治等边三角形”,即“立法、普法、执法三者构成“法治等边三角形”,是…     

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中国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入世”首先就是指法律的“入世” ,是中国国内法与WTO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在WTO的平台上重估立法的质量和效益 ,重视法律的修改和完善 ,注重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法律移植 ,将成为“后立法时代”的立法特色     

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

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陈梧桐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后，制定了“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他的这个政策，在具体施行中，是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侧重的。对南方的少数民族，则侧重于“以德怀之”，实行的是以德怀为主的政策。“威德兼施”，招抚为主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它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管总的东西,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总体布局,“十一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内涵,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显著特征。解决民生难题的补短板立法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前提,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立法积极性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抓手,规范和强化司法与行政执法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关键支撑。     

朱元璋立法普法行法述论

朱元璋对法律在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深有认识。建国之后,池即致力于立法、普法诸事并形成有“重典治吏”的行法特点。本文对此试作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途径和形式

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 ,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治国” ,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避免了随意性、任意性 ,保证了国家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 ;“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 ,依靠人的价值判断 ,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 ,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法治”是“德治”的升华 ,“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 ,二者相互联系 ,缺一不可 ,不可偏废。我们要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 ,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1.通过立法 ,直接…     

民族团结进步专门立法可行性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今民族工作的“纲”,然而,缺乏法治保障的共同体立法路径亟待纾解。通过考察当前地方民族团结立法规定及适用现状,可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缺位,且制定基本法《民族团结进步法》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应予以专门制定,以提高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水平,实现地方民族团结立法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的转变。     

法律与道德辩证关系再思考

在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过程中 ,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 ,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不断加强道德教育 ,尤其要从娃娃抓起 ,开展自爱—他爱的道德教育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研究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的阐发主要集中于：在创建刑事法治方面，他对刑法立法的必要性和相对完备性、刑法的性质与任务、刑事法治如何贯彻“有法必依”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刑事政策方面，他主张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方针、原则；在刑事司法方面，他提出要健全司法机构和司法组织、培养各级司法干部等主张，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注重程序。深入研究和合理继承董必武同志的刑事法治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