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与孔子“乐”之思想差异考辨

学界对孔子乐之思想的研究多结合《乐记》来展开,但是,实际上《乐记》虽然继承了孔子的乐之思想,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扭曲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孔子讲"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实是讲礼的规范作用,教民如何去做,而经荀子到《乐记》,则无限地夸大了乐的政治功能,甚至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其次,对"郑声"的解释,后人多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乐论》中的记载来加以理解,实际上这些书中的资料来源并不一定可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乐之思想有过度发挥之处;再次,孔子既肯定乐的形式美,又重视乐的内容,提出的目标是"尽美""尽善",而《乐记》对此有篡改。总之,《乐记》强化了乐的教化功能,完全否定了乐的审美功能,僵化了乐的创作原则,从而使乐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教化的工具,这是对孔子思想的过度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孔子的思想。     

武城弦歌——子游礼乐教化思想阐微

子游在秉承孔子礼乐教化之道的同时有所发展和创新,＂武城弦歌＂便是其礼乐教化思想的积极实践。子游为武城宰时以礼乐治邑、以大治小,提倡＂领恶而全善＂,并能以才取人、选贤任能;教化育民时,又倡导礼乐教化施诸全民的教育观,主张＂先本后末＂。     

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对古代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传说中的五帝之乐是可信的,而夏商周三代实施礼乐教化则是信史。西周时代的礼乐教化是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的综合形态,既是社会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礼乐教化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但崩坏的是政治制度层面,礼乐则成为纯文化而流传千古。礼乐文化与儒学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教育实践和综合艺术教育,因儒学的阐释而得到弘扬。儒学艺术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化成”的人文精神;二是“激情导欲”的理性精神;三是阳刚之美的人格精神;四是“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过去就有各种不同的疏解,近来在讨论孔子“礼”的思想中,各家也有不同的解释,这两句话究竟反映什么社会的礼制,其实际内容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是指的刑罚,“礼”是指的礼制。刑罚是统治阶级压迫敌对阶级的工具,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这里“大夫”与“庶人”对举,显然是两个不同的阶级,“礼”与“刑”对举,当然也是阶级的“礼”。     

汉晋对孔子礼乐思想的阐发与拓展——以《论语》及汉晋《论语注》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礼乐思想,其核心内容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主要特色为强调礼乐教化与凸显社会秩序之上的人伦和谐。而汉魏经学家和魏晋玄学家大多通过征引、阐发、注解《论语》文本,分别从各自的儒道经传诠释立场出发,结合汉晋之际的社会政治现实,对孔子礼乐观中内在的意蕴进行了多方位拓展,前者重点肯定和阐发了孔子礼乐观中社会政治层面的礼乐教化思想;后者以道释儒,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及因顺人自然本性上的伦理情感,才是礼乐的本源与根据。     

“刑不上大夫”考辩

人们常用“刑不上大夫”说明中国古代法律的阶级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认为中国古代既无适用于贵族的法律,贵族犯罪也不受刑罚制裁,便曲解了“刑不上大夫”的含义,违背了历史事实。 “刑不上大夫”出自《礼记·曲礼上》,原话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周王朝为了维护奴隶制社会秩序,确认宗法等级特权制度,镇压奴隶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建国初期就制定了“礼”与“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对大夫讲“礼”,以礼“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调整贵族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治理庶人用刑,即所谓“刑以防其奸”,(《礼记·乐记》)用暴力镇压调整贵族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我国古代大夫以上的贵族在法律上所享受的特权,是西周宗法等级制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西周统治者处理内、外部关系的总原则。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它就成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代名词。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不平等的法称之为“特权的法”。     

两汉时期的礼乐教化观

"礼乐教化"是儒家所提倡的主要国策,也是汉代施行的主要社会政策.在汉儒的礼乐教化理论中,"礼乐"之所以能够发挥教化之功,主要由于"礼乐"本身就是一个包涵"仁"和"(人)情"的价值载体;至于施行教化的必要性,汉儒则从天道、历史和人性等角度进行了充分论证,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深入研究汉代社会在"礼乐教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乃至整个儒家传统的基本特色.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

《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古今说者多以为是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之意。如《礼记》郑玄注于“礼不下庶人”条下说:“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于“刑不上大夫”条下说:“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便以为《曲礼》原意是指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郭沫若同志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亦持此说。最近的例子,尚有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刘泽华、王玉哲等著《中国古代史》(上册),云:“礼只适用于奴隶主阶级,刑则专门对付和镇压奴隶大众,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实这是误解。周代庶人用礼的记载显见于经传。在《礼记》中,有《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殄。”《内则》:“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豚,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又有:“大夫燕食,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腻羹胾。庶人耆老不     

“礼下庶人”的历史考察

围绕如何读解《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形成了一场由古及今的学术争议.近年又有学者对《曲礼》这段原文的标点和语意提出新的看法,①试图以此进一步否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先秦的历史真实性.本文的主旨不在继续或评判这段争议,而想跳出《曲礼》文本的特点语境,②对历史上的“礼不下庶人”现象,和以后又如何“礼下庶人”,提出分析与论证,藉此寻绎一条可以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演变的线索.     

孔子“正名”诸解驳正

《论语·子路》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陆贾和贾谊的礼乐教化思想

“礼乐教化”是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现象。作为维护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政体的思想统治工具,它起源于先秦儒学以仁义道德和宗法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理论,随秦汉统一的专制君主大帝国的建立而昌盛,经过历代思想家充实发展,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秦汉时代是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的滥觞期,在这个阶段奠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乐教化”也不例外。陆贾和贾谊作为汉初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家,在当时的礼乐教化理论的发展     

墨子的礼乐批判及其美育观

墨子对礼乐传统和儒家礼乐教化的批判 ,大体上是兼顾礼乐的 ,而对春秋以来的礼乐活动的批判则主要侧重于“乐”即当时社会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方面。这主要通过墨子的“非乐”论集中表现出来 ,突出地体现出他的礼乐教化观的功利主义特征。《墨子·非乐上》载 :子墨子言曰 :“仁之事者 ,必务求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将以为法乎天下 ,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 ,非为其目之所美 ,耳之所乐 ,口之所甘 ,身体之所安 ,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 ,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 ,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     

“礼不下庶人”发覆

对于《礼记》的“礼不下庶人”的记载，学者们大多深信不疑，将它看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特点。其实，“礼不下庶人”是讲具体的礼仪规定的，不能抽象成阶级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庶人都是有“礼”的。目前学术界流行的酬酢之礼不下庶人、庶人无力行礼、庶人假士礼而行、战国以前礼不下庶人、贵族之礼不下庶人、宗法礼不下庶人等说皆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究其原因，是由于理论前提、思维方式、论证方法等方面的错误所致。     

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乐教治国辨正——从《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之别谈起

《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大部分相似,不一致之处含藏了迥然不同的乐教治国思路,却被以往的研究忽略。本文透由剖判两者之异,显示出《荀子》实以法政的逻辑对待礼乐,直接导致对艺术的强力行政控制和遏抑,不但不能宣敷光大礼乐之用,甚至使礼乐沦为虚浮不实的政治宣传工具。真正理解礼乐教化需对此歧途有充分的认知和警惕。音乐在政治的因果链条中作为一个辅助因素,主要作为观政、察民情的方式,整顿音乐之根本须求之于政治改良。音乐当回归到"教"而非"政"的作用中,于政治中秉"仁"与"和"之精神亦足为乐之真义。     

舜与礼乐教化及文化建设

从初民宗教式的“礼乐”萌芽 ,到舜时及其后世的“礼乐”教化 ,“礼乐”从人性出发 ,由“修身”而扩展至“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以说贯穿了中国的历史。新世纪先进文化建设可借鉴其中某些积极因素     

宋初百年诗歌的礼仪载体功能及其诗学品格

推行礼乐教化,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是宋初百年北宋政权的重要举措。在践行礼乐教化和构建礼乐制度的过程中,演唱或者诵读诗句成为此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受此影响,此期士大夫为了满足礼仪行礼的需要,写作了大量与行礼相关的诗歌。研究表明,这些诗歌在形式、内容、价值取向、审美取向等方面都受到了礼仪内容、行礼程序以及礼仪功能的影响和制约。礼仪诗歌创作的兴盛,对提升彼时诗歌文化品味起到了重要作用。     

教育的本质在于人性的自我迁化——荀子"化性起伪"说正义

荀子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它强调人自身潜能的挖掘和发挥的重要性,教育的目的是道德人格的培养和提升.教育是一个自我迁化的过程,是自觉的过程,荀子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化性起伪".荀子重视后天的修为和创造,并特别重视礼乐教化,他以合理的礼乐作为人道原则,以礼乐教化作为化性起伪的基本途径.荀子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如今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很具有借鉴意义.     

《大学》自我教化思想及对其当今教育的启示

整篇《大学》其实都在讲一件事,就是“修身”,其宗旨又是强调通过自我教化来达到修身。教化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去除内在障碍,不断培养人的理性与德性。“三纲领”就是自我教化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目标,而“八条目”的践行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教化的过程。《大学》中这些自我教化的理念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郭店楚简儒家礼乐文化精义辨析

本文对郭店楚简儒家著作中有关礼乐文化的论述作了疏理和阐释，并与先秦其它儒家著作进行比较，以揭示这些思想观点的价值和意义。全文主要从礼乐的产生、礼乐制度的发生过程、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礼乐的教化功能、礼乐与仁德、刑法的关系、礼与乐的关系等几个面来阐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