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渝吉“公德私德论”探究

日本明治时代,福泽渝吉是首位明确提出"公德""私德"的思想家,认为不论是"公德"还是"私德",都离不开内心存在的东西,只不过"公德"是内心存在的东西,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上。福泽渝吉提倡文明社会要更加重视"公德",认为从特定的视野看,一国的"公德"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一国的"文明"程度,福泽谕吉指出:"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主张建立高度文明的社会,在重视"私德"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公德"。福泽渝吉认为把"私德"发展为"公德",依靠"聪明睿智的才能",指出:"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可能把私德私智发展为公德公智"。福泽谕吉关于"公德""私德"的论述,不仅对我国近代的梁启超等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于我国当今的道德建设,仍然具重要的启迪作用。     

论梁启超的公德建设思想

为了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笔者运用文献解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梁启超的公德建设思想作了考察。梁启超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在道德规范上提倡公德建设,认为合群之德就是公德,强调社会道德的根本原则是“利群”,提倡培养“固吾群”、“养吾群”、“进吾群”的公德观念,并且把公德建设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这些思想对构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均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发展民间组织与培育公德约束机制

本文在对私德体系和公德体系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分析了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公德体系道德约束机制的缺失 ,以及因道德问题而引发的“逆向选择”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上升和经济秩序混乱。文章认为 ,将行业组织、职业组织及其他民间组织作为道德约束的重要力量 ,以弥补法律和道德自律的不足 ,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社会发展及培育经济生活中信用基础的思路     

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刍论

中国文学史的"新"与"旧",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新的文学文献的发现紧密相关."新"文学史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并产生了诸多代表著作,这些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这些"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论中国商业文化观念的演进

本文认为,以商品经济为生存基础的中国商业文化一直存在于儒道释三家合一的传统文化中,以义利之辩、理欲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至近代,严复、康有为等维新派引进西方文化,从而使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观念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形态出现。胡适在吸取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建立了商业文化观念特有的哲学思维原则和方法论。孙中山则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在内的商业文化观念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展示了一个既不同于欧美民主政治型社会,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型社会的、以商品经济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模式。     

中国近世“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汤用彤、冯友兰、陈寅恪文化思想合论

中国近世“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汤用彤、冯友兰、陈寅恪文化思想合论陈俊民上承胡适、梁漱溟“哲学方法”之主旨，继胡梁之后，在中国学术界能“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把西方的哲学方法论正确应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真正能从中、西、印“三方面哲学史细...     

传统农村水资源利用的公私解读——基于安徽绩溪Y村的田野调查

公私观念,是中国文化中最富活力的思想因子之一.公私之辨,充分体现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折射出富有中国地域特色的社会关系、价值判断和制度规则.源于公产私用的"公地悲剧"发生在Y村水资源的利用上,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特质.社会网络的协调互动是传统村庄水资源可持续的有效社会机制建构.     

"公"观念的历史纠结与公德意识的当代重塑——兼论和谐社会视野内伦理体系的基石

传统社会虽不乏"公"观念,但大多带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抽象伦理意味,其政治层面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浓厚,而社会伦理的公共性明显缺乏,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公德意识的阙如.当代和谐社会治理目标的提出,在理论上确立了公德的伦理基础地位.但在实践层面,要扭转公德不彰现状,惟有通过励行德治、重整教育双管齐下,才能实现公德意识的当代重塑.     

儒家的“创造性转化”与“转换性创造”——以林毓生与李泽厚中国式现代化为考察中心

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与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提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导向性方案,同时也是儒家得以“创化”与“转创”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儒家的现代性转型,林毓生所要“转化”的乃是儒家人文主义,李泽厚所要“转换”的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西方自由思想为比照,林毓生将“仁”从“礼”中剥离出来,而且把“仁”置于“礼”之先,再与“天赋人权”观念接通起来,从而试图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实现新的整合。李泽厚描述出“仁”本生于“礼”而后主宰“礼”的历史转变,又在公德与私德区分的现代意义上,主张“礼”“仁”分疏以区别于二者合一抑或对抗。据此,李泽厚以“西体中用”的方式,力求探索出“儒家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之间新的融合。当代儒家所在寻找的恰是“儒家性的现代化”之路与“现代性的儒家化”之道,“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传统的从“创造性转化”到“转换性创造”之转变。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梁晓声,重拾“知青岁月”

6月,电视剧《知情》在央视一套热播,同名长篇小说也同期面世,四十多年前那段纠结着青春与创伤、理想与摧残信仰与幻灭的岁月再次震撼呈现.作者梁晓声应邀来青,与岛城知青见面,并向媒体畅谈作品背后的故事.     

导夫先路:梁启超与“古史辨运动”

在一定意义上,梁启超应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导夫先路者之一。在"古史辨运动"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古史辨运动"中的主要学说,还是共同讨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甚至《古史辨》相关几册的编辑,均与梁启超的相关撰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的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古史辨运动"的"学源"问题及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在"新汉学"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行走在变与不变之间——近访摄影家梁达明

1960年梁达明生于中国沈阳市 1981年就职于沈阳"生生"照相馆,开始学习摄影 1990年 "我的未来"获全国儿童人像摄影大赛金牌奖     

陈亮:用诗歌“发声”的农民诗人

正"诗人"这个称呼,在当今快节奏、物欲横流的社会,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毋容置疑的是,人们需要精神世界的慰藉,人们的心灵需要文学、诗情、艺术的滋养,人们的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在青岛,除了专业作家、诗人,在网络上活跃着相当数量的草根诗人,其中"中国十大农民诗人"陈亮是其中的佼佼者。     

梁启超、梁思成的建筑意播种与传承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面向国民与社会的科学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播。他所理解的"建筑",作为表达"强国新民"的政治理想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深刻的人文性和民族精神;通过人文精神的建筑教育,他引导儿子梁思成、儿媳林徽因共同走上了开创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之路,赋予他们作为建筑师的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历史感的时代关怀。     

梁启超与日本综合杂志《太阳》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模仿了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太阳》。杂志之间文章不仅相互转载,梁启超还在《太阳》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梁启超不仅与《太阳》的发行人、编辑交往密切,而且他的一些小说理论、思想言论、人物传记以及经济思想等都受过《太阳》的影响。     

陈亮与浙江精神

人类的文化精神,也是一种生产力.与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生产力不同,它一方面满足人类的人文、情趣、道德、心灵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也决定和引导人类物质需求潜力和方向,并且使人类的文明发展呈现多样的色彩.人类的文化自起源以来一直是以多元的形式向前发展的,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文化精神.因此,弘扬自身的文化精神,对于本土经济、学术、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从浙江文化的历史发展出发,围绕浙江文化的特色,着重探讨了陈亮的基本思想特点、浙学的基本思想精神,以及由悠久的特色文明所孕育、因厚重的学术历史传承所熏陶而形成的浙江文化精神,并尝试阐述了陈亮、浙学、浙江精神这三个主题词之间内在逻辑上的联系.     

国家主义下的曲折展开: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

国家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的主轴.只有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析解梁启超的言行,才能理解他的“善变”与言论中有时含混不清甚至自相冲突之处.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言说同样是在国家主义下展开.他之所以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当缓行,是想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在当时“资本主义”遭受国人贬斥,而自己也对之并不认同的情况下,梁启超当然知道“截断众流”后所受到的攻击与曲解,因此也愈显精神可贵.     

梁宗岱诗学与中国艺术精神

在中国近代逐步走向开放、大批学者纷纷转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背景下,梁宗岱作为一个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修养的学者,他在文学批评中却时时渗透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笔者认为,梁宗岱诗学中的中国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在哲学层面他的诗学受庄禅哲学的影响,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概念上受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在批评话语的选择上也借助了中国传统批评话语的形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