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反腐的制度困境及法制化建设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全新的力量,在丰富反腐方式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和风险.与此同时,近年网络监督呈蓬勃发展之势,在反腐的过程出现了侵犯个人隐私、恶意诽谤、网络暴力等违法问题.如何对网络反腐加以引导,使其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予以规制.必须构建网络反腐的制度环境,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完善网络反腐,充分发挥网络反腐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论网络反腐的公民参与机制

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公民网络反腐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参政与议政权、监督权、检举权的表现,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客观要求,具有法理依据。公民通过网络反腐来与腐败行为作斗争,它在取得巨大效果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其侵害隐私权的质疑。当前中国网络反腐存在网络举报反应机制不健全、网络曝光信息规整机制不完善以及公民网络反腐的非理性参与等缺陷。公民网络反腐必须要依法进行,只有受到相应制度的规范才能更好地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但是,当前中国相关制度不是很健全,需要通过规范网络举报行为,建立网络反腐互动机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来完善中国网络反腐的公民参与机制,以促进网络反腐朝健康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     

邓小平反腐败理论探要

邓小平反腐败理论是我国反腐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行动指南。其要点主要有:反腐败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反腐败必须强化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反腐败必须牢牢把握“从查处具体事件入手”这个突破口;反腐败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反腐方针;反腐败必须努力走出一条既依靠群众又不搞群众运动的反腐路子;反腐败必须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反腐败必须加强廉政立法工作。     

我国反腐败的文化困境

我国当前的腐败已经不是少数几个人的问题,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但有非阳光政治的不合法腐败,更有阳光下的腐败,最令人担忧的还在于老百姓对待腐败既憎恨又艳羡的的矛盾心态.这种中国特色的腐败,表面看是由社会转型期经济的无序、政治的不规范、法律的不健全所导致,表象背后实则是文化的困境使然.从文化视角来解读腐败,旨在透过“腐败越反越多”的表象,找到反腐败的政治法律制度供给不足背后的深层因由以及廉政制度实施的文化障碍,从而使我们认清公民文化和公民教育的重要作用,使每一个公民对于腐败能有一个基于权利和自由层面的理性认知和价值觉悟,使全社会对待腐败的抵制和惩罚能有一个深刻的文化自觉,这样,我们的反腐败才能通过走出文化的困境为制度反腐奠定牢固的社会根基,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廉政制度供给不足的状态.     

论反腐败的社会心理环境建设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反腐败工作应重视其社会心理环境建设。调查发现,由公众对反腐败的心理满意度、参与度和预期度构成的社会心理环境,目前难以有力支持反腐败工作的深入持续开展。应采取创新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增强公众反腐败的意识和能力;完善群众反腐机制,维护公众反腐败积极性;拓宽群众反腐渠道,提升公众反腐败的心理参与度;严厉查处腐败案件,改善公众反腐败心理预期度等策略来优化公众反腐败心态,为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亚太国家和地区廉政治理比较研究——以新加坡、中国香港、美国、韩国为例

廉政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亚太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美国、韩国廉政治理的比较研究,分析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法律和战略的特点与共性,为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反腐败机构独立性、法律制度完备性、教育针对性、预防专业性、惩治坚决性是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廉政体系的共有要素,这为中国廉政治理带来了一定启示。     

宪政机制的反腐功能

宪政在其自身建设的同时也践行着它的反腐败功能。其中 ,宪政民主创建反腐之公开环境 ,人权诠释反腐法理 ,法治给予反腐行为最终保障力量 ,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提供反腐前提。宪政的这些内容相互配合 ,构成反腐败的统一实践体系 ,为锻造公正国家和廉洁政府 ,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贡献     

网络时代通讯自由基本人权保护研究

因特网作为一种新型的通讯载体,对人类通讯、言论表达、信息传播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所有通过因特网的活动,都以通讯自由权利的实现为前提.通讯自由已经发展为以国家不干涉为内容的人身自由权,以经济利益和经济价值含量增加为内容的经济基本权,以政治秩序形成和政治活动内容为主的政治基本权.通讯自由的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公民隐私权、知情权、言论表达、民主参政、财产收益处分等多种自由权利的实现.因特网的无边界特性,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对各国政府的网络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权利制约权力何以可能的法理解答

反腐治权的机制主要包括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目前人们对前者已产生足够重视,但对后者的理论证成和实践运用还相对不足,这有碍于我国法治反腐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健全与创新,也影响腐败治理的整体成效。权利之所以能够制约权力是由其特定功能决定的,权利具有制约权力的根本性、广泛性、激励性、内生性、多样性和系统性等功能优势。从法理视角解答权利制约权力何以可能,对于推进和保障公民参与腐败以及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网络反腐:成因、问题及机制构建

网络反腐,从其出现到成为体制外公众舆论监督的组成部分,有其优越性,但存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要促进网络反腐向良性方向发展,就需要相关机制的构建。本文着重从三个角度入手,即:构建规范的网民表达机制、积极的政治回应机制、高效的腐败处置机制。     

互联网背景下影响制度反腐体系形成的要因分析

从政治学视角分析,互联网背景下影响中国制度反腐体系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权力反腐失衡、法制反腐失控、防腐体制失调。权力反腐与权利反腐相结合是推动制度反腐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网络权利反腐是权利反腐的新型表现方式,但如果在网络权利反腐过程中过分倚重权力反腐,将有损于互联网背景下制度反腐体系建设的基础。法制反腐是制度反腐的基本内核,也是网络民主的底线保障,但如果法制反腐失控,网络民主将难以为制度反腐输送足够的新鲜血液,互联网背景下制度反腐体系建设创新也将错失良机。防腐体制是协调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发展的制度保证,也是互联网背景下制度反腐体系丰富与完善的孵化器。假若防腐体制因失调而对网络反腐产生排斥反应,将有害于互联网背景下制度反腐体系建设的根本。     

战后日本反腐败司法措施探析

二战后,日本腐败事件频发。日本政府以公务员法制建设为基点,先后颁布实施了《国家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等法律,规范了公务员的公务行为和职业道德,同时又制定了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结合新闻舆论的监督,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日本的反腐败措施对中国反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效益分析

腐败有成本和收益,反腐败同样存在成本和收益,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导致了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以及反腐败的人是否选择反腐败。如果腐败的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则他们会采取腐败的行为,否则,他们不会选择腐败;同时,反腐败的力度决定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如果反腐败收益大于反腐败成本,则政府会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反腐败。本文首先分析了腐败和反腐败的成本效益,接着针对我国反腐败现状,从教育、制度、监督和查办案件几方面分析促进低成本反腐体系的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历史轨迹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运动式＂反腐、法制反腐、惩治和预防并举三个历史阶段,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就,留下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反腐败斗争轨迹。研究探析既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国反腐败斗争在未来新的阶段健康发展。     

政治均衡视域中的公民参政均衡

公民均衡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方向,是公民法律平等体现和我国政治均衡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公民均衡参政的制度特别是机制建设,构建公民利益均衡表达的政治格局,已成为我国实行公民有序参政,实现政治现代化发展以至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基本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对于公民不可缺乏不可取代的母体性权利。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列举性的规定,修正案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载入宪法则表达了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关注。但由于我国宪法运行机制缺陷,造成了对宪政实现的阻碍。面对我国的现实情况,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应成为当代中国宪政的起点,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基本权利诉讼是中国宪政实现的必由之路。     

论中国公众参与反腐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没有人民的帮助和支持,政府不可能独自驯服腐败。面对我国预防干警和公务人员人数之比的悬殊、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硬性要求,动员广大公众参与反腐斗争是国内外形势的客观需要。现实表明,我国已具备了公众参与反腐的理念、制度、主体、平台四个运行条件,但同时也须看到,当前还存在着部分公众参与反腐的意识比较淡漠、参与反腐的制度依然存在漏洞、参与反腐的渠道仍然不够畅通、参与反腐多呈碎片化和香艳化四个制约反腐的现实性问题。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今后,我国可以通过开展公众参与反腐宣传教育、完善公众参与反腐的法律制度和畅通公众参与渠道等路径,推进我国公众参与反腐的斗争。     

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新思路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年多来,党中央实施一系列反腐新举措,体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新思路：在党章制度框架下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责任定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修订和完善选人用人制度,把从严治吏、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具体化、细节化,解决选人用人方面的腐败问题;抓好组织管理和组织纪律的执行,严格遵守组织制度,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凝聚组织力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健全和完善巡视制度等。     

第二届法律与宗教研讨会综述

李步云教授指出,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是人权自由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很有前途的课题,应该大力开展研究.第二届法律与宗教学术研究会取得丰硕成果:在法律与宗教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督教对近代宪政的重要作用、圣经神学人格到宪法上的人格权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部门法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以及我国当前的宗教政策与法律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如何进一步从法治层面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开放宗教市场,并与国际规则接轨,是我国在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标准

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标准是评价社会主体对现代法律和法治主观把握状况的标尺,包孕着法律形式观现代化和法律价值观现代化的标准,而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状况则是评价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现代化程度的综合性指标.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观念是现代法律形式特质的主观心理确证,它包括法律规范的形式严整性观念,法律体系的完备、和谐的观念,法律的程序化观念和法律的效益观念;而法律的价值合理性观念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内在法权关系和现代法的价值理念的体现,它包括自由追求与理性自律相统一、个人权利主张与社会利益维护相统一、人格平等和坦然面对差别相统一以及法律是维护合法权威与防止、制约权力滥用的统一的观念等具体价值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