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与教育体制研究述评

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呼吁人们重新思考学术责任的论据,这是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德里达提出的很多概念(如差异、颠倒—位移、二元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增补性逻辑等)都可以用来达到一些     

探析解构思想之源兼论解构何以成为可能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当代影响极大的思想是怎样导致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瓦解,解构不仅颠覆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更注重了文本差异,从源头上看其本身具有肯定性和启示性的意蕴,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手段,亦非单纯的否定,而是解读文本的一种态度,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启示。     

别一种唯物"主义":德里达如何"解构"马克思

为解构"逻各斯中心论"德里达创造了differance(延异),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唯物"事件.这个词活跃在主体或先验意识结构之前,暴露了在逻各斯的说话结构之外吐露真相的"物质内容",打开了一个空间的十字路口."解构"作为一种"异"的哲学形态,既不同于东方思想强调"合"的传统,也不同于西方古典哲学的分析传统,所以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所谓"解构"的异的空间,是在堵塞纵向或深度思维模式后的增补式活动空间,是各种活动要素之间横向的并置排列关系.在德里达的异域空间中,精神活动的统一性变化为精神活动的分裂性.德里达诉诸的"延异",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或"扬弃"等辩证法概念.所谓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构",就在于德里达所理解的事物的出场和传播方式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有所不同,即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可以以一种脱离了逻各斯中心论框架的方式"出场".     

后现代语境下马克思的幽灵再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舞台上后现代主义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氛围。作为一种强势话语,后现代主义反对作为现代主义思想核心的实体本体论和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并对其进行了激烈地拒斥和拆解,这中间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叙事的消解。但即便如此,当代一批最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德里达、哈贝马斯、詹姆逊等先后"走近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论“苦役踏车”蜕变的客观必然性——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嬗变及GDP崇拜的反思

GDP崇拜不仅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更通过笼罩在其阴影之下并作为其实现形式的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基本模式的"苦役踏车",造成了当今世界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中心主义内在地分为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两个范畴,在人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正在逐步实现向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嬗变。这种嬗变必然导致以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工业文明向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生态文明转变,必然导致工业文明的发展观GDP崇拜向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观转变。而GDP崇拜的实现形式——"苦役踏车",也必将蜕变为符合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的可持续的、多样化的、生态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及消费方式。     

网络语言意义建构的哲学思考

网络语言是以日常语言为基础创制的网络交际符号系统.网络语言意义的建构颠覆了传统的"逻各斯",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同时又体现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网络交际具有"在场"性与"非在场"性的矛盾性,意义建构则彰显了这种矛盾与统一.网络世界的主体是充满个性与多元性的群体,它的综合统一使得网络语言具有丰富的形式和内容.网络空间的出现不仅是现代网络技术发展的结果,更是语言创造的结果,是语言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物理世界的网络世界,从而为人们拓展了交际与思维的空间,也拓展了人们的生活世界.     

论《最蓝的眼睛》的解构倾向

《最蓝的眼睛》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莫里森并不是解构主义者,但在这部作品中有很强的解构主义倾向,小说在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上质疑和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具有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     

论刑罚的理论基础

目前,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问题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罚理论基础的定位不清,即刑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不清.传统刑法关于刑罚目的"报应与预防的统一"的界定仅仅是从行为中心主义理论出发的阐述.事实上,刑罚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行为中心主义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犯罪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刑罚的理论基础研究应从刑罚的设定--量刑、刑罚的执行--惩罚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不能混为一谈.量刑与犯罪具有质的同一性,亦应以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而惩罚则只能以行为中心主义理论作为基础.混淆量刑、惩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就会使刑法理论、立法建构出现问题.     

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逻各斯思想的梳理

在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中,实践主要指道德行为,有时也包括制作活动,偶尔还包括思辨活动。逻各斯的词典意义是语言及其所表达的东西,特别是普遍性的道理。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灵魂分为植物性部分、动物性部分和专属人的部分——前两部分没有逻各斯,后一部分有逻各斯,从而把逻各斯看做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他又把有逻各斯的部分分为有理论逻各斯的部分和有实践逻各斯的部分,前者以不变的原因、原理为对象,后者以可变的人、物、事为对象;运作前者的机能叫理论理智,运作后者的机能叫实践理智。逻各斯的最完整的语言形式为三段论。表达原理的三段论为理论三段论,其大、小前提和结论都是普遍性命题;指导实践的三段论为实践三段论,其大前提为跟人有关的普遍性命题,其小前提为跟行为者有关的个别性命题,其结论为行动。实践三段论的复杂性在于一个行为往往受多个互相异质的三段论的影响,因此,要做出恰当的行为,就既要让欲求习惯于听从正确的大前提从而养成德性,又要善于运用理智在不同的三段论之间计虑权衡,即要有实践智慧。     

文字的起源

本文从文字的定义开端,分析了亚里士多德与杨雄的定义,莱布尼茨、德里达与索绪尔的分野,以及唐兰、陈梦家的文字学思想。文章认为陶符不是文字,反驳了文字起源的"约定俗成"说,指出启动文字的最初社会系统非国家权力莫属。既而分析了对两河流域文字起源做出解释的泥筹理论,提出经济生活的需要不是文字产生的充分条件,国家管理机构是文字产生的第一推手。文章分析了商代甲骨文及贞人集团,进而论证了"文字的孕育很可能是一个漫长期和一个短暂期之结合,前者是多种视觉符号形式(包括陶符)的呈现期,后者是文字系统的初创时"的观点。文章还比较了埃及象形文字与中文的构造法,特别是两种声借方式的差异,讨论了何以前者能够诱发字母的产生。文章最后阐释了汉字与希腊字母文字对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影响,并指出:在人类的智力生活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都是至关重要的。     

山林与社会

社会存于人世间，也存于人世外。任何一个文明体的存在，都需要拥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中国文明始终以政统和道统的双重体系而发展，而山林文化系统则是承载道统的本体构造。这个理想的世界将一种恒久的精神力和神圣性注入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了道统的依存之所。山林文化系统形成于魏晋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对于士大夫内在精神的培植，创造性地将孔子思想中的隐逸观与老庄哲学中的自然观结合起来，中国文明由此进入了一个以诗文书画为载体而传承、守持和弘扬道统的时代。山林文化系统始终与人世间、王朝政治以及天下图景保持多重和多形态的互动。关于山林与社会的讨论，意在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给出另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可能路向。     

时代需要给人以希望的哲学——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国际社会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外学者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从“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性与过程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不同学科的契合”三个方面展开了细致的讨论,不仅深化了中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推进了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已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发展的重要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对人类文明有巨大贡献的道路。     

北京语境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浸润作用

北京作为国家文化中心、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融合的首善之区,为留学生跨文化交际和博雅教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透过在京留学生的习作,分析北京语境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浸润作用及其特点,提出利用北京语境的优势,进一步提升汉语国际教育的水平。     

非政府组织与近代社会习俗的改良——以天津青年会为例

近代以降,欧风美雨东渐,近代西方文明引入中国。同时,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需要改良的陋习。近代非政府组织在引入近代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在为社会习俗改良大声呐喊。本文以天津青年会为个案,以非政府组织改良社会习俗的手段为中心,对其改良社会习俗的方式和领域等进行探讨,进而指出,近代非政府组织对社会习俗改良的影响和作用不可低估。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转型社会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历史性举措——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主题、核心和突破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而其实质则是作为政治文明主体的人的文明建设;政治主体的政治文明素养的提升,是转型社会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价值追求,主要可从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加强"公民教育",促进公民意识的确立与培育;二是加快"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促进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努力实现政治价值认同.     

Water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Water is the source of all life,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civilization. It had a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China, so the ancient Chinese created the dragon god as a symbol of China, the Chines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unique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on the territory of China created three great historical miracles: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have dedicated more effort than people in any other countries to water control and water use in order to make effectiv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prevent flooding. It is their unparalleled achievements that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se three miracles. Today, the Chinese people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water control and water use.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Chinese relationship with water offers a good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water plays in long-term social development.     

中华文化复兴背景下陕西地域文化的发展策略

陕西地域文化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地位独特,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中华文化复兴需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养分,陕西文化对助推中华文化复兴具有独特优势。陕西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丰厚的历史文化构筑了中华文化的主脉,光辉的红色文化蕴涵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在新时期,陕西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依托文化资源优势,增强文化自信,提升陕西文化影响力,使文化大省变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强省,在中华文化复兴进程中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