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文学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属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建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在此基础上文学逐步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想模式,文学公共空间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广泛参与的,自律、理性而又多元、宽容的交往对话空间.它是发表作品的阵地、文学传播的载体、争论的讲坛、作家聚集的核心,各种思想、观点、主张借此进行多元、理性、批判性的对话和讨论,进而,以此空间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流派得以凝聚壮大,新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产生,从而促进了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哲学和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本文摘自《哲学与文学中的存在主义》(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82)一书第3-5节,该书是苏联和东欧各国联合出版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修正主义批判》丛书中的一本.苏联在出版该丛书时阐明这部丛书是"批判社会生活最重要领域——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的思想敌人最新观点的著作".     

论多利莫尔文化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

乔纳森·多利莫尔是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史家和社会学家,作为英国"文化唯物论"的重要开创者和积极实践者,多利莫尔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他强调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多重复杂关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这也鲜明地体现了其文学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并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兴"的艺术源起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径

"兴"是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兴"是源于以祭坛为中心的原始艺术活动,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类型,因此它具有原型的历史意义.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表现出中国文化思、诗交融的特点.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是礼乐背景下的一种用诗方式,是"感发志意"和"引譬连类"的思想拓展方式,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延伸路线.古典诗学是建立在"兴于诗"的理论基础上的,从文学发生的感兴出发,到艺术表现的兴象思想反映的兴寄和审美欣赏的兴味,都反映着兴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问题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须从既往的历史积淀中反求诸己.过去我们没有把全世界读者看作是"服务对象".对外国平民百姓来说,并不都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而拒斥中国文学,主要还在于我们的作品所描写的内容和题材,是否具有更广泛的全人类性,是否能让他们通过观赏文艺达到一种相互了解和心灵沟通.当前文学失序的状态和创作群体的多极化、多元化,是这种大视野的"全民文艺"观的明证.也是文学大获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可以简化为一种法律,如作家所写的题材和内容不违法,艺术性就上升到衡量该作品标准的第一位了.我们要求文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当这种最高标准难以达到时,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常常代替艺术创造的艰苦努力.今天有些作品"思想大于形象",主题设置模式化、概念化,迷信"题材决定"论,重思想型写作而轻艺术型写作,都可能与受"政治标准第一"的曲解和误导有关.     

"新批评"派的"范例"及其历史意义

新批评的某些理论观念无可置疑地衰落了,但是,其"细读"法却至今影响深远.库恩的"范式"理论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新批评的理论创造.新批评的"细读"法及依此编写的文学教材构成了文学研究的"范例",这一范例奠定了新批评在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新批评的"范例"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特征.新批评的范例即语义分析方法,切合文学作品是语言编织物这一本质,其理论探讨的空间仍然十分巨大,这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文学史的书写与流动的文学经典--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运动是建立在意欲打破单纯以政治需要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基础上的,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文学作品入选文学史的标准.但文学史的书写能否真正做到拒绝政治,这引起了学术界新的质疑,而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也使得文学经典成为流动变化的.     

是文学,还是文学性的"网络游戏"?

眼下许多人都在讨论网络文学的问题,有拍手叫好的,也有喝倒彩的.叫好的,无非是说网络文学比起传统的纸介文学更有优势,诸如自由、共享、"即时性"、"超文本"、"多链接"、"互动性"等等,因而前途无量;喝倒彩的则认为网络文学质量低下,多属文字垃圾之类,自生自灭,无法与出版的纸介文学等量齐观.应该说,无论是肯定派的观点还是否定派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对我们认识网络文学有一定的参照价值.但这两派观点又似乎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这就是它们都把网络文学看作是一种文学,即使是否定派,也没有否认网络文学是一种文学,只不过强调它是一种不好的文学而已.这里,我们不禁要追问,网络文学真的是一种文学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研究述评--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建安"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问题研究存在着较大分歧.原因在于其一,学人们对"文的自觉"所依据的标准不一.其二,起源于鲁迅与铃木虎雄的话语.其三,起因于学人们对"文学"之内涵和古人之文学观念的理解.其四,缺乏对建安之前文人之文学观念演进历程的脚踏实地的梳理与厘清.我们认为,处理好当代的文学观念与古代的文学观念的关系问题,从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入手对建安文学进行新的审视是推进建安文学乃至魏晋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有效途径之一.     

"文学终结论"批判——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文学终结"问题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文学终结论"的现有阐释呈现出三种向度:一是黑格尔从艺术与"绝对精神"的关系出发得出的艺术终结论;二是米勒等从文学与电子媒介的关系出发得出的文学消亡论;三是朱国华等从文学与权力资本的关系出发得出的文学末日论.在文学发展的现实面前,所谓的"文学终结论"是禁不起推敲的.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看,文学属于"生命文化",当代文学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终结"的危险,但根本原因不在于"绝对精神"的演化、电子媒介的进步或权力资本的转移,而在于生命的危机和自然的终结.文学要走出"终结"的魔咒,实现自救与救赎,就必须与捍卫自然与生命价值的生态运动融为一体.     

从阶级革命论到技术决定论——浅析高兹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分析方法的改进

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深受马克思理论的影响,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异化理论和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对马克思的技术中性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亦有不同的理解.     

以实写虚 体无思有——《怀念狼》解读

贾平凹的价值,在于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上,走出一条意象世界建构的路子。《怀念狼》作为这种探索,又有了新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在以实写虚,体无思有,以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来烛照形而下的具象世界,进而达到意象的完美建构。并且,将故事本身作为意象创造,使作品的意象建构更为混沌、茫然,内涵也更加浑厚。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     

消费大众的精神空场与公共理性的重建——关于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一个关联性考察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化,对于认识消费社会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消费社会的问题根本还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使人类迷失了生活方向的物化的逻辑,其表现便在于文化上的衰败。公共领域及其创生能力的衰败,与科层制的现代组织原则对公共生活日益深入的宰制有着密切的关联,抵御这种宰制的希望在于建构起一个健康的文化批判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公共理性。它应是一个不同于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体系的社会生活领域,是一个超越了生产和交换的直接利益目的的伦理领域,是一个建构公共生活意义的社会领域。     

文学的道德诉求与道德超越--文学与道德关系的一个悖论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方式,体现了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刻的道德关注甚至终极关怀,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包含了道德上的自省和反思,能够通过启迪和诱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发挥道德感化功能.文学中的道德判断是以情感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是从主体出发,由情感而生判断,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主观好恶免不了渗透其中.因而文学的道德评判是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超越道德判断的层次,把人物或行为纳入多维价值系统进行立体的观照,从而做出更高的富于人生哲理意味的把握,因此,文学的道德诉求与道德超越是文学与道德关系的两面.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Economic Rationalism?

Anyone well informed on current debate In Australian politics would have heard the term ‘economic rationalism’. It is used frequently in conjunction with such policies as closing down rail services, applying user-pays principles, introducing reforms to higher education, attempting to privatise government-owned assets, and so on. For a long time the term economic rationalism was u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we all knew what it meant and how it worked. However, until recently, little writing had been devoted to its underlying assumptions or its implications for wider social and political question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monstrate how economic rationalism has attempted to transcend the moral or ethical issues that are an inherent par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conomic rationalism is not just about economics; its precepts, whilst relying on the supposed neutrality of economics, go far beyond the economic into the realm of the social, the political, and the philosophical.     

重构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政府人范式

关于政府人的人性预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由"道德人"转向"经济人",第二次转向是由"经济人"转向"公共人".作为对"道德人"和"经济人"超越的政府人预设,要既能发挥对政府人积极的激励作用,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使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因而"公共人"并不是对政府人的真实揭示.正义一方面和道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相关,因而对政府人的正义要求恰好既能发挥激励作用,又能发挥约束作用.可见,政府人的基本角色是"正义人".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领悟马克思对"剥削"范畴的揭秘

马克思对剥削范畴的揭秘是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严谨的逻辑思维和鲜明的时代背景的.马克思所揭示的剥削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特定范畴,是具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剥削,是一种特定阶级关系的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的制度性前提和阶级对立倾向已经不存在了.私营经济中的劳资雇佣关系已经演化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经济关系,既不含有阶级对立成分,也没有政治色彩,已不构成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剥削关系.     

Moral Motivation as a Dynamic Developmental Process: Toward an Integrative Synthesis

The real‐life complexity of moral motivation can be examined and explained by reintegrating time and development into moral inquiry. This article is one of the possible integrative steps in this direction. A dynamic developmental conception of moral motivation can be a useful bridge toward such integration.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moral motivation is presented. Moral motivation is reconceptualized as a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out of which moral judgment and action emerge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dynamically intertwined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components. Moral identity is proposed to emerge from long‐term self‐organization of moral motivation. In turn, as a higher‐order construct, moral identity has a top‐down influence on real‐time self‐organization. The article includes an account of short‐term changes in moral motivation, and an account that connects real‐time moral functioning with long‐term changes. Moral motivation is qualified as a dynamic developmental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self‐organization, multicausality, nonlinearity, interconnectedness of time scales and substantial intrapersonal variability through motivational plu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