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特性及其价值取向--以近代浙江省兰溪县三泉村为个案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特性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抱着浓厚兴趣,并从不同的侧面加以认识.本文即以浙江省兰溪市三泉村这个有着700年历史的宗族村落为个案,通过考察它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所秉持的价值取向,结合该村落的发展史和公众组织组建情况,指出是宗族村落共同体化的社会特性,使之在清军与太平军的对阵中采取了以家、村为中心的地域本位主义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乡村社会的传统特性应加以创造性改造,以服务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宗族: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宗族复兴现已是不争的事实,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宗族复兴的作用机理进行全面透视可以得出:传统宗族具有社会组织功能与特征的品质即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其内含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信任机制、规范机制和网络机制;当代宗族正是在当代社会现代性的发展面临困境的社会背景下,基于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出现了"路径依赖"的社会现象而勃兴的;当代宗族是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获得重生的传统,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宗族的某些性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农村现代化大潮的涤荡与洗礼而发生异质性的变化,从而带有某些现代性的气息;因此,复兴的当代宗族是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地处江西省西北边陲的万载县,在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兴建书院的热潮,地方宗族也参与其中。宗族参与的方式是以创建族学书院为主以及购置学田、奖以花红盘费、创建试馆等助学措施。宗族创建书院的资料在县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但各有侧重。县志中收录的族学,强调的是作为书院教的一面,同时也是地方宗族实力兴替的一种体现。族谱中收录的族学,突显的是其养的一面,甚至因此纠缠于义学与义田的兼行分理纠纷之中。宗族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与同时期活跃的族群、士绅等群体,使得地域社会的凸显成为清中叶的时代特征之一,有助于帮助理解19世纪以后大历史的发展演变。     

编后语

本卷最突出的特色是多角度的宗族研究,既有历史人类学、历史人口学的跨学科讨论,又有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其中包括两篇探讨北方宗族的论文),以往研究相对较少的宋元宗族也有一组论文。两篇论述宗族与书院关系的论文对于教育社会史研究应当具有参考价值。     

两汉的宗族土地所有制与宗族的生产组织职能

两汉时期宗族势力的重建和发展,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尤其与大庄园经济的发展相同步.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来源一般有买卖、国家授赐、豪取强夺等几种途径.一方面,宗族势力依靠自己的经济、政治势力获得土地,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土地所有;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又利用手中的土地作为团结宗族的手段,纷纷采取庄园经济模式,组成一个个宗族的社会经济集团.两汉宗族土地所有制成为东汉以后土地制度的重要形式,宗族组织在社会生产方面也逐步表现出重要的生产组织与保障职能.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探讨

主持人:以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为视角来透视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并进而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2005年7月12日至14日,数十位专家学者,汇聚南昌,对宗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主要围绕宗族的治理功能及其现代变迁、宗族及其结构与活动、宗族、派系与村干部的选任以及宗族与民间社会、经济等主题进行。     

金元以来山西汉人世侯的历史变迁——以平遥梁瑛家族为例

北宋末年,粱氏家族迁入平遥梁官村。金末,四世粱瑛降蒙,被封为五路万户,子孙承继,成为平遥当时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后由武转文,明清时期成为科举世家。梁家从元到清,曾进行过修建家佛堂、建家庙、修族谱、修祖坟等宗族建构活动,乾隆年间更是达到了宗族组织化建设的最高峰。本文试图从长时段的角度,对梁氏家族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探讨宗族发展与时代背景、地域特性等问题的内在联系。     

叙事分析:网络社会认同研究的方法

网络社会认同力量的彰显,使得网络社会认同的研究方法成为“显问题”.就目前学界对于网络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看,主要是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存在多方面的问题,而质性研究方法中的叙事分析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差异、网络认同与现实认同的不同导致网络叙事与现实叙事之间也存在较大的不同.所以,在进行网络叙事分析时,需要注意改造原有的叙事分析,采用多维叙事、螺旋阐释等叙事分析以更有效度地研究网络叙事.     

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

宋元时代是祖先祭祀方法由坟寺到祠堂变更的重要时代。本文以苏州范氏为中心,从宋代士大夫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家族、宗族的侧面论述坟墓、坟寺、祠堂的实态和祖先祭祀。从社会史特别是家族、宗族的方面将坟墓、坟寺和祠堂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体论述苏州范氏的坟墓和坟寺、祠堂的问题、家族宗族的迁居和定居、阶层性、风水、夫妇合葬、坟寺和祠堂的管理、运营等。     

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

按照一般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宗族作为一种特殊的血缘群团,因其结构与功能的狭隘性,与社会的现代化目标很难相容。但实际上,宗族的组织形式和内在机制,可以通过自我调整,逐步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契合。汉人宗族的本体性意义与现代生活概念,也许并不是格格不入的。汉人宗族真正合理的前景,应该是逐渐自愿地消除其残余的强制性,在保持自己的本体性需求的同时,将其功能目标尽可能充分地纳入与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相适应的轨道中。     

周代政治中的族姓有别现象述论

~~周代政治中的族姓有别现象述论@谢乃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1]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2]吕不韦．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954．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顾栋高．春秋大事表[A]．清经解续编[C]．上海：上海书 店，1988．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韦昭注．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刘向．列女传[M]．沈阳：辽…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英文)

与古代希腊、罗马及日耳曼不同,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走的是一条构建和谐的道路,即没有打碎氏族制度,而是在普遍存在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上滥觞国家的萌芽,国家与氏族长期并存而使早期国家完善与发展。氏族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是和谐构建之路的深厚社会基础。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过程中,十分关注各个氏族、部落的情、义、利、患等问题。这种关注与社会实践成为构建和谐的基石,也是那个时代的领导者成功的标识。直到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成熟时,还能够看到构建和谐理念的痕迹。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in China

与古代希腊、罗马及日耳曼不同,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走的是一条构建和谐的道 路, 即没有打碎氏族制度, 而是在普遍存在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上滥觞国家的萌芽, 国 家与氏族长期并存而使早期国家完善与发展。氏族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 这一古代 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是和谐构建之路的深厚社会基础。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过 程中, 十分关注各个氏族、部落的情、义、利、患等问题。这种关注与社会实践成为 构建和谐的基石, 也是那个时代的领导者成功的标识。直到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成熟 时, 还能够看到构建和谐理念的痕迹。

关键词: 早期国家 氏族制度 礼制 和谐

Unlike the ancient Greek, Roman and German states, ancient Chinese states took a path of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which did not involve abolition of the clan system. It wa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clan organization that the first shoots of the state sprouted, and the state and the clans underwent a long coexistence which allowed the early state to develop and be perfected. The unique social structure of ancient China—the long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lan system—was the underlying social foundation for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The early Chinese states were much concerned with the feelings, opinions about right and wrong, advantages and calamities of the clans and tribes. This concern and social practice was the foundation stone for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benchmark for success for the leaders of the time. Traces of the idea of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are apparent up to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state in ancient China.     

传说、风水与一个多民族宗族的生成——柳州“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及社会过程

本文以广西柳州著名的“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为线索,讨论了明清以来一个居于“内地边疆”地区的家族之变迁。通过正史、地方志、碑刻、族谱等各类史料,梳理出柳州计氏家族通过科举从一个地方土司家族上升为书香门第,在遭遇危机时编制家族叙事与再造风水以重振家声,最终生成一个多民族宗族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缔造的地方社会空间为家族与宗族这类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动性的活动场域,而宗族所推动的社会各阶层和族群间的沟通与互动又促进了“内地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     

浅论图腾崇拜的特点及影响——兼论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的演变

图腾崇拜是人类历史上极为古老而奇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它是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与氏族制度一起形成的,图腾是不同婚姻集团和氏族的标志。与其它原始宗教形式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对原始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图腾崇拜逐渐走向消亡,并最终为祖先崇拜所取代。     

劳动合作、仪礼交换与社会结群——广西龙脊壮族村落的社群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对广西龙脊壮族家族和村寨组织的构成及其运作进行描述与分析,具体地呈现一个壮族地方社会的建构逻辑。文章认为,龙脊壮人的“家门”是一个依两可家系组织起来的血缘组织,以家屋为核心,且与家屋具有同构性;“寨”则是一个血缘与地缘合二为一,以寨老为联系中心的人群共同体。“家门”与“寨”以劳动合作和互助以及仪礼交换为基础进行建构;他们充当着家屋之间社群联结及友情的蓄水池,承载并具体实践着龙脊壮人与自己人一起劳动、一起吃住,跟自己人结婚的理想。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拓跋宗师考述

拓跋宗师是北魏皇族在"私"的家族场域设立的最高管理者,它是西晋宗师与游牧氏族长老制融合的产物,堪称宗室领袖与楷模。拓跋宗师始设于道武帝天赐元年,此后一度废弃,孝文帝太和改制予以恢复。此职限额一人,终身任职,例由德高望重、地位尊显、才学出众的宗室元老担任。拓跋宗师通过"宗议"干预皇族事务,具有纠举非违、训教督导等职权,对维护皇族秩序、规范宗室言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