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执者达者——兼论古典诗文中"渔父"意象的形成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深受<楚辞>影响,他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文章以柳宗元<设渔者对智伯问>、<江雪>、<渔翁>三篇诗文中的渔父形象为研究对象,分析论证柳宗元接受<楚辞>的表现.同时,借对"渔父"这一文学意象产生和形成过程的探讨,总结归纳出中国古代文学意象的形成呈链式结构,不同时代关键作家的作用恰似构成链条的各个环节.     

清代科举与《文选》接受

清代科举在以经义为中心的总体框架下为诗赋考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为<文选>在清代的接受提供了新的驱动力量.康熙十八年以诗赋为考试内容的博学鸿词科产生了巨大的"右文"效应,在这个历史机遇中.<文选>重新为举业群体所重视;到康熙中期,已经出现了"天下向风"、"家弦户诵"的火暴局面.乾隆二十二年开始的在各级考试中加试试帖诗的改革标志着文学考试的内容由制科走进常科;在此推动下,<文选>成为试帖诗考试的题库和人所争趋的举业宝典,<文选>的接受由此进入极盛期,历嘉庆而不衰.<文选>在清代刊刻和流行的基本情况印证了这一点.     

"梦里花落"与"挪威森林里的忧伤"——中日两部青春文学之比较

对青春的叙述和反思,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选取国内青春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梦里花落知多少>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两部作品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尽管二者都揭示了关于青春的忧伤问题,形似相同,但无论在表达方式还是在读者接受效果上都存在很多差异:对青春的忧伤,<梦里花落知多少>以繁复的叙事和生活化的语言使人渴望,但终因繁复反而过于通透;<挪威的森林>则以舒展的空间和时代的视野让人产生共鸣,却总让我们从深刻中感受到一种灰色.也正是基于此,青春文学必须对诗意的生活予以全面、深刻的关注.     

“文学是人学”的现代阐释

新时期以来对"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质疑与阐释相互缠绕,引起了不同范围的论争。对这一命题学理逻辑的质疑与阐释,从生态文艺学角度提出的自然与人之关系的质疑与阐释,以及对于命题中"人学"理解的歧义与争论等,都既具有启发意义又值得进一步商榷。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困厄向我们昭示了新的阐释之维:一方面,追求自由与超越是人的生命本性;另一方面,文学以审美的方式显现着人的自由性,因此人的自由与文学的自由性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是一个文学价值论的维度,从这个维度来理解文学,作家以审美创造的方式实现超越和追求精神自由,而读者则通过文学作品,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实现超越并获得自由,"文学是人学"的意义正在于此。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化"现象研究

<大堰河--我的保姆>之所以成为新诗"经典",除了其独特的诗质,还有历史的机缘:在它"经典地位"生成过程中,左翼话语的暗合为其历史出场提供了机遇;左翼文学史在现实主义规约范围内梳理艾青诗歌的发展脉络,确立了它的开端和起点意义;新中国新诗编选者勾勒历史的野心,与对读者接受能力和接受范围的自我限制,促使他们要么以"选"代"史",要么在读者期望值之内进行取舍,因此,作为重要历史联结点和读者最为熟悉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便成了必选篇目.正是在不同层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大堰河--我的保姆>确立了在新诗史上的"经典"地位.然而,如果避开历史运动中的诸多因素,<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地位则值得怀疑.     

明人对《山海经》的阅读接受与明代学术

明人阅读、接受《山海经》的历史情况,具备提炼问题并进行断代研究的学术价值.《山海经》文本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明人进入阅读《山海经》的普及化时代;《山海经》的学术价值在明代得以重新树立,通过"夏鼎说"等问题的申说、论争,明人彰显出治《山海经》之学的高度自信.明代的阅读风气与学术流变互为表里,更易了人们接受《山海经》的传统认知,以"古文奇书"为接受预期的认知形态,尤其是对"奇"的标举,促生出诸如"史部""子部"的属性转变等学术问题.明人接受《山海经》的历史全景,描绘出"明人"这一学术群体在学术史上的独特性情与地位.     

影视化接受：文学不能承受之轻

当代文学的影视化接受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文学作品一经"触电"而迅速流行,但是文学在受众数量上的扩大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影视表现手法的逼真性、假定性、故事性和大众化要求,造成了文学文本想象空间被挤压,掏空了文学的诗性和美感,使文学本性中的崇高越发不能承受影视化接受之轻。而"解决之道"有待于影视创作者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历练、受众鉴赏能力的培养和接受期待的调适以及接受方式和接受心理的跨越。     

《汉志》"小说家"所在的文化语境

<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但它是否仅具有目录学意义还是同时具有文学意义,学界存在着不同争议.文章认为,虽然<汉志>"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共性上的经学化色彩,然而,刘、班诸人对于"小说家"在<汉志>中所处的特殊的结构性位置、借"不可观"所表达出来的对其文学性质的认定、不同于其它诸子九家之序的<诸子略·小说序>的表述结构,都表明"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不同的文学化色彩,这是它在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个性.这种体现在"小说家"中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色彩,实出于<汉志>作者的儒家立场和文学意识,它们构成了"小说家"在<汉志>中的文化语境.     

范式:中国化文论的建构——蔡仪《文学概论》的历史意义考察

虽然从当下的文学理论高度去审视<文学概论>.它的诸多失误和缺陷是无法掩饰的,但毫无疑问,<文学概论>代表了新中国前30年文学理论建设的最高水平.作为那个时代的经典范式,它在取镜西方加以超越的基础上,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演绎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化文论体系.     

试论当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文学接受

文学接受受文艺思潮影响甚大。当代,由于文艺政策的不同,引起创作和理论发生转换,由此导致近半个世纪的文学接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景象即从接受动机来看,现实主义接受是当代文学接受的主潮;从期待视野来看,当代文学接受主潮的主题意蕴由宏大走向私人化;从文化传播来看,当代文学接受呈现出由封闭、一元、被动到开放、多元、主动。正是接受与创作主体的互动关系,推动着文学不断向前,从而使当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更加契合时代精神的、更加符合文学和人的内涵的新的面貌。     

文学史的书写与流动的文学经典--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运动是建立在意欲打破单纯以政治需要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基础上的,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文学作品入选文学史的标准.但文学史的书写能否真正做到拒绝政治,这引起了学术界新的质疑,而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也使得文学经典成为流动变化的.     

《诗经》--吟诵之歌

早期中国的诗产生于歌唱,以口头创作并靠口耳相传.在东周时期的文献中,"诗"这个术语有双重含义,既指<诗>,如<诗经>,又指"歌"(一种艺术样式).至于<论语>与其他文献的大纲中的所谓"学诗",系贵族子弟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但是,"学诗"的真正意思又是什么?由于<诗经>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中或许最为重要的一部,并由于保持乐与诗为一体的口头(或半口头)创作的传统手法,"学诗"被假定为意指"学唱<诗经>中的诗歌".笔者对这种说法思之有年,感到益发不能令人满足.这些诗歌究竟是如何表演的?我对此问题孜孜以求,兴趣日增.本文拟通过分享可以被演唱的诗歌曲调的或多或少的创造性重构中的某些发现,设想一下<诗经>中的诗歌的实际演唱问题.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回归经典回归心灵——读《心灵的旁证》

林超然、高方两位先生的新作<心灵的旁证--中国百年抒情文学经典咀华>,作为"寒地黑土文化"丛书的一种,于2008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近百年以来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精选了20多篇小说、散文、诗歌作品进行了赏析与品评,引领读者进行了一次文学经典的心灵之旅.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在对具体作品进行品析之前,列出了50篇小说、散文、诗歌的"经典榜单".阅读这些榜单就会发现作者遴选标准之高,眼光之独特.首先,榜单贯通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地域上涵盖了大陆港台的众多作家.从现代文学的起点开始,至新世纪以来的作品,应该说每一历史时期的作品都有人选.     

推倒文学的围墙--论姚斯的接受文学史观

姚斯接受美学的核心就是要以尊重接受者为中心,从强调"读者中心"到"为什么要以读者为中心"以及"如何实现和突出读者的中心地位",最终推导出文学史不应该只是作家史、作品史,而应该是包含读者接受的历史和社会性的接受美学史.文学史不仅仅是作家的文学史、批评史,也是文学接受者的文学史、批评史;文学史不仅仅是人类创造的思想史,也是人类的艺术史;文学史不仅仅是属于历史的文学史,也是当下时代的文学史.推倒文学的围墙,让文学接受者与文学本身对话,让文学艺术与文学思想对话,让当下时代与历史对话,应重新编写我们当下时代的文学史.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霍松林杜诗二首鉴赏管窥

霍松林先生的杜诗鉴赏,师心会意,烛幽透骨,堪与原诗相辉映.本文探析的是其中的两篇,即<春夜喜雨>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两篇鉴赏中,先生"凌绝顶",入"化境",以诗圣般的胸怀,成宏妙浑厚之作,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方法论的启迪,更是灵魂深处的震颤以及如何为人、为文的灯塔与路标.     

身份焦虑背后的省察——从钱玄同与穆木天的一次论争说起

1925年3月到7月间穆木天与钱玄同关于"国民文学"的论证几乎已成为一次被遗忘的论争.穆木天提出的"国民文学"以"五四"言说为起点,却重新找寻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调和稳健的一面.此种独特的理论省察实际上与穆木天本人的边缘文化身份焦虑密切相关.在日本留学期间,穆木天通过接触法国"外省诗人"萨曼的作品进一步强化了此种边缘文化意识,从而使"国民文学"概念得以进一步完善,并最终成为其著名诗论<谭诗>中的重要理论资源.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论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

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在接受中生成的"鲁迅文化"与"茅盾文化",在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在当代多元文化动态发展的视野里,应以理性态度来把握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从论争话语、人格特征、人生形态及文学影响等方面切实理解其当代性的"存在",而文学大师的当代性亦即意味着自我生命的延续和对当下文化创造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