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的人生论

"学衡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一个具有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学术流派,有着自己丰富的人生论,涉及人生观与时代背景、人生观与科学、人生观与人生哲学的关系以及人生哲学的性质等问题.在人生观与时代背景的关系上,"学衡派"学人认为在社会安定的时代中,会产生一元化的人生观;在社会动乱的时代中,会产生多样化的人生观.他们赞赏安定的社会和一元化的人生观,认为这样可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安宁.在人生观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学衡派"学人肯定了科学实证与人文领域的相互关联,主张把科学实证与人生哲学结合起来.在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学衡派"学人认为人生哲学包含道德哲学,道德哲学是人生哲学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人生哲学的性质问题上."学衡派"学人把人生哲学归结为价值哲学.研究"学衡派"的人生论有助于深化对"学衡派"整体思想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形态的人生理论.     

学衡派思想大厦的立论之基

学衡派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流派,反对"新文化派",但也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学衡派思想体系宏大,内容庞杂,但是由表及里可以清晰发现其立论之基:有善有恶的二元人性论、古典与现代交融的新人文主义、中庸之道思想、反法兰西激进风格,上述四点既有着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体认,更有着对西方古典和现代的解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呈现了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     

社会转型时期既"好"又"善"的生活如何可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提供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地造成了人们伦理道德原则的失落.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直接导致道德"理想国"覆灭的罪魁.外部社会条件的变化、人类特殊的心理结构特点、道德认识水平的相对滞后等都是它形成的原因.为了使既"好"又"善"的生活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坚守良心和道德的自律,培养伦理宽容,坚持"善"高于"真","应做"优先于"能做"的行为原则,构建和谐共生的伦理准则.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 "乡愿"

本文立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视角对儒家伦理"圣法心传"和"诛心之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儒家虽然强烈反对"乡愿",但其"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实用主义基本立场使它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和体制性的乡愿,康德则把伪善认定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但认为在历史中恶能为善开辟道路,并通过将道德的根基建立于不可知因而也不可限定的自由意志之上而提供了对治儒家乡愿的一副解毒剂.     

"善"及其何以可可能——关于几个佛学元伦理问题的讨论

本文围绕"什么是善"、"善何以可能"及"道德相对主义"等基础伦理学问题,以佛学思想资源,对其内涵进行现代诠释.佛教伦理思想兼容此在的现实生活与彼岸的解脱世界,但必须经过契理契机的现代化重建,才有可能生成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伦理体系,并发挥其化世导俗的作用.     

"善"——工程的属性与实现

在某种意义上,"善"本应是工程的自身属性以及最高级指导原则之一。工程的伦理评价应与工程绩效评价一同构成现代工程评价体系。然而现实工程中,由于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与约束机制的欠缺,工程伦理评价的落实却非易事。通过在工程的"实"与"善"同时聚焦的工程师角色上准确定位,赋予其更多的权力与责任,并适当借鉴科学、技术领域内的匿名评审与法律领域内的陪审员制度,或可对面向未来文明形态的不断发展着的工程转型提供帮助与思路。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制度人"假设与制度功能性分析

"制度人"假设不仅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也是人内生的对制度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性应该是"经济人人性"、"道德人人性"和"制度人人性"有机结合的"完整人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性基础."制度人"建设尤为重要,应以人性体系为基础构建能使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最大化的制度体系.     

论陈独秀与胡适五四时期伦理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和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两位极为重要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他们一生的经历及学说,早已成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其中五四时期的思想是研究的一个热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伦理革命运动,陈独秀提出伦理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思想,点明了伦理革命的重要性。陈独秀和胡适五四时期的伦理思想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种种差别。在人性论方面,陈独秀主张"性善性恶论",胡适主张"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论;"在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方面,陈独秀主张彻底抛弃别尊卑、明贵贱的"三纲之说",胡适则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作为五四时期的新派人物,陈独秀和胡适的伦理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伦理建构仍有启发意义。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善:判断或描述——亚里士多德之善与古代儒家之善的比较考察

亚里士多德将"善"视为目的,成为理性选择的对象。善获得了理性与主体选择性品质,并因此而成为判断性概念。中国古代儒家的善主要指完成、完善与圆满。善或道德圆满的主体是人性。人性至善的过程是自然的。作为概念,善是对圆满状态的描述,属于描述性概念,不属于判断性概念。它缺少主体性。     

人性论与人治法治的关系

中国的人性论与专制人治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人性有什么看法 ,他们都主张专制人治。性恶论也不是西方民主法治的理论前提 ,它实际上抽去了实行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在为专制人治张目。民主法治的人性基础是人性善恶二元论。人性中有恶的成分 ,决定法治是必需的 ;人性也有善的方面 ,所以民主法治是可能的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公共权力监督的"软件系统"解析

公共权力监督"软件系统"中有权力特性系统、人性系统和政治文化系统等三个子系统.权力特性既存在于公共权力监督之中,又作为公共权力监督的对立物与公共权力监督彼此消长;人性是塑造权力特性的直接因素,而公共权力监督拥有引导掌权者的人性及其所支配的权力特性的巨大能量;同时,最有能力重塑人性并开拓监督空间的政治矢量当属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论梅光迪对“提倡新文化者”的批判

梅光迪是"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提倡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建构民族新文化,对"提倡新文化者"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梅光迪的批判包含清醒与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具有一定的肤浅性和情绪性。     

心性论说解之一:善是人性概念中的必有内涵

人性概念的内涵,历来有孟荀之争。统合孟荀观点,又参考《管子》观点,具体论述善作为人性概念中的必有内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若善不是人性概念的内涵,则无法说明善的根源;善不是恶的对立,是自在的;但善不是自显,其显现会受身体欲望的制约和遮蔽,需后天的觉思、扩充。     

青岛"气象小姐"诞生记

"气象小姐"已经不是新名词了,央视的杨丹、赵红艳、裴新华都是荧屏上的老熟人,这些温文尔雅的气象主播,以及浙江卫视东方卫视、山东卫视的气象小姐共同组成了一个颇具亲和力的群体,他们与"风花雪月"相伴,使早先乏味的气象新闻报道焕然一新,亲切、自然、鲜活、人性.     

论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的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在"好生活"和"正当行动"问题上遭遇外部反对和内部纷争.从最抽象意义上看,环境伦理在一种理想的冲突中进入人类道德的亲证性实践,它改变了哲学实践的方式.在与"好生活"相关的意义上,它面对"自然主义谬误"之诘难,通过秉持"生态善"的理念,扩展了"道德善"的内涵.在与"正当行动"相关联的意义上,环境伦理受到常规伦理与道德相对论之因扰,它试图改变"道德权利"的用法.一种面向生态实践的环境伦理,虽然在道德生活形式上存在着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但不同形式的环境伦理探究共同指向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轴线,而对它的探问乃是透过环境伦理论争深入到对其道德生活形式之探寻的开始.     

论韩愈诗伦理建构的双重性

韩愈道德伦理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尊王行道和人伦情感,这决定了他的诗歌内涵的丰富性,他的诗作以客观的态度真实地表现了政治历史与道德实践之间、道德与人情之间、人性善与恶之间等错综复杂的悖论性矛盾冲突,形成了伦理建构双重性的特点。     

论武者小路与有岛武郎"转向"与"挫折"的文学意义

白桦派作家带有不可改变的阶级性,他们以如此觉悟为核心,确立了白桦派文学形象.这一点由武者小路和有岛武郎展示出来,在大正文学中意义巨大.武者小路看到托尔斯泰主张的"无我奉献"的局限性,开始"转向",奔向力主"有我奉献"的梅特林克.当武者小路发觉自己不能赞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后,便进一步"转向",走第三条老路,创办"新村",为他的创作更新拓出了新天地.诚实的有岛留美归国,告别了实业理念和宗教信仰, "转向"走上了文学道路,作品张扬人性,反抗传统,自己在现实社会中迭遭挫折.白鸟评价有岛作品是有"人生价值"的文学.这个观点至今在思考大正文学史的结构时,仍不失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