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欧美文学的关系之我见——兼论鲁迅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不同

20世纪初期,在“充分世界化”的过程中,“英美派”知识分子借助西方文明置换中国旧有文化的时候,鲁迅却对西方文明提出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文化、文学领域内,“英美派”知识分子强调充分欧美化,而鲁迅则根据中国人与西方人生存境遇的不同强调充分中国化,具体体现在文学领域内就是“英美派”重输入,鲁迅重输出。     

论"九叶"诗派知识分子群的现代困境

“九叶”诗派分化与聚合的现代困境,揭示出了动荡不安的历史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回归学术本位的艰难与困厄。《中国新诗》从备受责难与内部分裂的《诗创造》独立出来后,促成了“九叶”诗派知识分子群的最终形成,但随着“希望”而来的仍是痛苦的守候与再守候。在无地自由的生存困境中,自由知识分子拥有的“丰富”都只是“丰富的痛苦”。     

"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考察《新青年》"随感录"栏目

“五.四”前后,《新青年》首创的“随感录”成为当时自由知识分子批判社会、指摘时政的最为理想的方式。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该栏目的言说方式逐渐由“自由知识分子立场”转向“政党立场”。而“随感录”这一讲究时效和新闻性的杂感类文体,就成为现代中国杂文的雏形,并促进了现代杂感类文学的发展。     

后生霑被定谁贤——论陈寅恪对严复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严复思想直接并深刻影响了陈寅恪.“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严复和陈寅恪共同推崇和努力践履的现代理念与人格操守.他们是中国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共同陶冶造就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旧学”淹贯,却不弃“新知”.严复认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建设应“斟酌新旧间”;陈寅恪认为“旧”与“新”、“中”与“西”虽“相反”而适“相成”.在他们看来,“相反”的中西文明能够互相成全.如果说严复和他的同道们尚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学人,陈寅恪则以他一生的实践,继承并超越了严复,将自己成全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人.     

"五四"时期性爱思潮述略

现代性爱思潮的产生,标志着"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重大觉醒.这一觉醒,是知识者"人"的意识觉醒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当时新式知识分子把性道德的改革作为"文明之征信"和思想革命的重要方面,以自由、平等为利器,对传统中国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力图重新构建以现代性爱所奠基的新型的性道德.但是,处于新旧交替的"五四"时期,受现实条件的制约,传统与现代以及中与西的交锋,使现代性爱在实践中陷入了道德的两难境地.     

"德性"与"智性"的对话——中西方文化精神差异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一种崇德重义、重个人修养的伦理传统,西方文化则具有浓厚的崇科学、重客观的理性色彩,文章从修身、齐家、治国三个层面的比较分析,呈现出中西方文化精神--"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在个体、群体乃至整个民族精神层面的显著差异.中西两大文化体系各具特色,互有优势,都对各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当代,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彼此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将有助于各自文明与社会的更好发展.     

士的精神的现代传承 --论宗璞的小说

宗璞小说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精神,继承了儒家士的精神,同时又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传统士的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建构依然不失为一种可汲取的精神资源.     

论汉语精神与"西化"问题

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于汉语的反思,实质上是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文学创作界对于衔接汉语传统的努力,实际上昭示着人们对于现代汉语中“恶性西化”的不满和批评,昭示着文化界对于汉语精神的深刻醒悟和孜孜追求。“汉语精神”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流动的系统和过程。提倡“汉语精神”,并不是一味地反对“西化”,而是要提倡“善性西化”,反对“恶性西化”,其核心是处理好现代性与古典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中华性与西方性的关系。     

伦理生命的智识转向——熊十力人生哲学的"物性"构建

熊十力人生哲学是在对古道继承中进行的现代转向，这种转向是通过高扬智识主义的大旗，把知识溶于生命之中，释科学为“日益之学”而进行的。通过对科学精神的诠释，熊氏从“道”的层面把科学思想引入中国的人生哲学之中，承认其人生的积极意义，并通过对传统日益之学和日损之学的发微，构建了立足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上，又吸收现代西方科学精神、具有时代特征的“返本”之学。     

"厥维科学"与"经典重造":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现代文化场域及相应的知识话语的建构密切相关。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权确立的标志。“厥维科学”是“五四”文学最核心的理念。“经典重造”代表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欲以文学创造达到文化生存的审美主义文学目的论和文化自觉。     

晚清忧患意识隐射的落后焦虑心态

在近代中国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先进的知识分子蒿目时艰,抱忧国忧民之心,怀救时救世之志,凸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中隐藏着焦灼的求变心态,在西方文明强势输入的历史语境下,求变心态彰显出向西方文明体制靠拢的倾向.先觉者在用西方的科学理念开拓兴国之路的实践中,流露出鲜明的落后焦虑心态,它恰如一针强心剂,延展了求变视域,加载了责任重负,磨砺了坚志诚心,谱写出先觉者的崇高人格和蓬勃心性.     

知识分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知识分子的内涵应考虑教育、职业以及精神特质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在参考西方理论界关于知识分子界定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新时期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身份隶属多样,社会流动加快,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知识分子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他们是物质文明的推进者、民主法治的建设者、和谐文化的构建者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者。     

现代中国视域中汉语写作转换的历史意义

在古老中华文明向现代中国转换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汉语写作具有奠基性、标志性意义,它为现代中国的生长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和载体,进而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文明进程。文言写作向现代汉语写作的成功转换,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最伟大的业绩之一。近年来所谓汉语写作的“失语”论、“汉语写作危机”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汉语写作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又经历了中西文化撞击和现代化洗礼,融汇了西方语言的优势和特长,具有极强的表现力、融合力和再生力,随着民族的强盛,汉语写作必将发出更强大的声音。     

林语堂论科学与人文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罕见的对科学与人文问题作了系统阐述的作家.他全面剖析了当时西方人在科学文明的繁华世界中堕落了的现实,挖掘出了西方科学文化的扩展与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了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的两个方向,即科学思想自我完善的内在过程与科学思想得人文化这一外在力量,两者缺一不可.就后者而言,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意义重大.这些真知灼见,对于把握当今仍然困扰我们的科学与人文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科学精神缺失的现状与对策——基于传播学视角

科学精神在社会中的弘扬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现阶段科学精神的严重缺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为此,基于传播学视角,应用系统科学方法,从科学传播系统的组成要素以及历史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精神缺失的主要原因,指出弘扬科学精神必须转变科学传播观念,调整和疏通科学精神的传播渠道,加快教育改革,积极营造适于科学精神传播的社会环境.     

简论近代“新民思潮”的逻辑发展

近代新民思潮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前后“改造国民性运动”必然组成部分。它是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随着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亡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深入发展的。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这一思潮兴起并不断深入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但救亡的迫切任务又反过来阻碍这一思潮的深入发展，救亡的要求成为制约着近代新民思潮发展的逻辑线索。因此，其艰难的历程既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留下了必须完成的课题，又为我们今天的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试论汉唐两朝对西域的开发经营

汉朝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雄峰,为开拓和缔造我们伟大的国家,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成就了非凡业绩,做出了卓越贡献。汉唐两朝在开拓经营西域的历史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为塑造中华大国强国的光辉形象,发挥了主力军的历史作用。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时代的两个课题与中国高等教育

本文阐述了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提出进行科技伦理和环境伦理教育,融会中外优秀文化,积极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观点。     

试论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认知西方,是摆在近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历史重任.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在欧洲期间,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反思.     

儒家文明何以能“长生”

儒家文明是一个世界地缘政治的摹状词.作为政统的儒学,早在"五·四"前后就已崩塌;但作为一种文明体系、文化积淀的结晶,它本来就存活着,而且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儒家文明的生命活力蕴涵在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历久弥新的道统至德中,其仁爱的原精神已经包容和涵摄了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其宏观哲学思想、和谐辩证法可以为唯物辩证法提供动态中发展的文化资源,成为中国人做人的信仰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