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静悄悄的实验：散消“街道”设立社区中心——一次被称作是“不亚于凤阳小岗村”改革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调整

2002年初，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一场涉及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改革实验走到了社区建设工作的最前沿，成为本年度深化社区建设工作重大的改革事件之一。经过半年的运作，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在探索中继续往前迈进。本刊记述这次改革的基本历程，以供读者参考。     

关于文明社区建设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社区建设是都市文明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提高社区文明程度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和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渠道,它对于增加城市就业和实施社区保障、保持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精神文明建设硬件软件建设并举为依托,重塑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把街道工作社区化管理,拓展社区服务是创建文明社区的主要内容。     

理顺社区关系 寻找社区发展的新路径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通过整合社区,构建新的社区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模式和“重心下移、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街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实行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并举的运作机制和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提高了南明区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为了强化街道党组织在社区整合中的领导、组织、协调功能,他们把全区15个街道办事处党委改建为街道党工委,领导、组织和发动街道、社区工作者及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通过建立“社区发展协调指导委员会”、“社区党建、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指导委员会”、“社区服务协调指导委员会”、“社…     

重新理顺街道和社区的关系

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化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成为江苏省南京市实施综合改革工程第二阶段重点任务。南京市深化街道和社区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突出街道在社会建设中的主阵地作用,建立健全定位准确、职能清晰、权贵统一、分工合理、服务高效、执行有力的组织架构和综合服务管理体制。     

佳木斯市撤销街道办事处 建立区直管社区

8月10日上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社区综合体制改革动员大会召开,标志着佳木斯市社区综合体制改革前进区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也由此在全省率先拉开了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充分借鉴先进地区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佳木斯市实行“撤销街道办事处、合并建立大社区、实施区直管社区”模式,将城市原有的市一区一街道一社区四级管理体制精简为市一区一社区三级管理体制。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

随着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关于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有些城市也在社区管理体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重点分析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了今后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前进中的前门街道

前门街道是北京市社区建设的试点街道。近年来,在社区建设、城市管理、综合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了社区依法自治与政府依法行政相结合的双轨互动机制,率先在全市推出了“十员服务到社区”的新举措,在北京市第四次城管工作会议上受到了原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的充分肯定。作为“门前三包”的发源地,他们创新工作机制,将“门前三包”的责任主体由过去的单位延伸到社区内的千家万户,使市容环境卫生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2003年,前门街道被评为全国抗击“非典”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严打整治斗争先进集体”。     

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的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街道实际案例的考察,深入探讨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强化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内因、夯实合作基础、重构优化合作关系形态、深化合作方式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从街道管理走向社区治理:鲁谷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2003年,北京石景山区利用新成立鲁谷街道的契机,对街道和社区管理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改革经验自2005年起在石景山区进行全面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鲁谷社区产生的意义在于,以城市社区和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新型的社区治理体系,标志着城市基层管理从街道管理走向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社区建设有四难

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一些问题和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实践中,我们感到有“四难”: 政策兑现难 社区建设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是改革,就要打破旧的管理体制,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如何实现“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社区自治”的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主要症结还     

社区的钱放在谁的口袋里为好

目前,我国的社区建设发展迅速,但发展水平却参差不齐,社区管理模式按照政府干预作用和居民自治功能的强弱可以分为行政型社区管理模式、半行政半自治型社区管理模式以及居民自治型的社区管理模式。多元化社区模式的存在是社区财务模式选择的基础。所以,必须根据现实性与可行性的原则,选择与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社区财务模式。根据社区财务自主性划分的4种社区财务模式(一)“街道集权式”在“街道集权式”的管理模式下,财务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街道办,社区只享有少部分的财务决策权,其人财物统一由街道办控制,社区的资金筹集、投…     

从“单位人”到“社区人”——六合区山潘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凸显新思路

随着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个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被打破．大量“单位人”转入社区成为“社会人”．企事业单位退休、协解、大中专院校毕业、部队复员转业等多元化成分的党员转入．使得社区党员队伍逐渐壮大．结构变得极其复杂。面对新变化、新情况．山潘街道工委紧密结合街道实际．把社区党建工作作为和谐社区建设的新抓手．在实践中探索．在创新中发展．走出了一条富有山潘特色的社区党建之路。     

理顺管理体制 建设管理型社区

管理体制决定管理模式。城市社区的管理,是城市基层工作的基础,但这种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而是一种自我管理,属自治型管理模式。因此,冲破固有管理观念,创新管理体制,是建设新型社区的重要环节。 理顺管理体制,建设管理型社区,首先要在观念上更新。观念更新,就是要更新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社区的管理,不是“我说你做,我说你办”,而是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指导下的“自决、自办”,是不断提高社区居委会自我管理的水平和能力的过程。要更新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就必须时刻牢记社区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社区居委会不是基层政府的办事机构,更不是基层政府的“腿”。要做到更新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理顺管理体制,建设管理型社区,     

和谐社区期待“院落自治”发力

近年来,成都市锦江区以民生为着力点,开展以"街道管理体制、社区治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创新改革,入围"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历史坐标中,锦江区将成为重要的参照系。(《四川日报》2011年11月21日)——目前,大型社区不断涌现,有的居民达数万人,而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的力量毕竟有限,单靠他们唱"独角戏",难免会力不从心。针对这一现状,"锦江模式"令人耳目一新,他们把社区居民自治延伸到小区、院落,在小区、院落引导居     

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冷思考

我国社区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随着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出现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区文化建设在观念、行为、物质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于传统文化建设管理体制、资源配置、文化教育功能及队伍建设等方面。     

社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构建之探讨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市社区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但由于种种的原因,目前现行的社区管理模式却有存在着不少的弊端。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出城市社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必须加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研究

构建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社区管理体制新模式,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简要回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历史变革的基础上,总结了现存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的问题,并结合历史和现状客观分析阻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症结点,认为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要继续调整社区管理的工作模式,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的建设资源,加快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     

论城市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体制的创新

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区建设发展要求的新型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体制 ,是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在新世纪初期面临的重要课题。在给出社区管理体制概念含义的基础上 ,将我国目前城市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归纳为三种模式 :“以块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形似神异”的混合管理模式和“居民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并认为第三种模式的管理体制是今后一段时期城市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比较理想的管理体制。同时 ,讨论了社区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创新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以及构建新型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