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人类文明的历史可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文明处于全球前沿；在太空文明时代,中西将在互体互用中互补。“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只有禀有了正当的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跨文化理解与西方人对中国交际文化的误读

在跨文化理解过程中文化误读难以避免。西方人对中国交际文化常产生误读,误读的根源在于西方人用他者的眼光观察中国交际文化,并用西方文化的标准对中国交际文化进行重构。这种误读可以看成一种异解,成为重新认识中西交际文化的新起点。     

文化观念的演化

中西“文化”观念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在“辞源学”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一开始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西方的“cultura”一开始指向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文化“指文治教化,其内涵主要在精神方面;西方的“文化”从物质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就现当代而言,中国通过日本的中介引入了西方的“文化”观以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     

作为非理性的偏见何以可能——理性主义的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偏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种认知罔顾事实和对话,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之外化表征。在西方跨文化传播中,东方被贴“标签”及至遭遇刻板偏见,乃为一般事实。直面此种现象,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逻辑搭建多囿于政治理念、国家利益、大众传媒等视野,相对疏于社会文化心理进路的考察。理性主义构筑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柱石,展现出西方社会“意欲”向外投射的根本要求,推动了现代性进程,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危机也引致西方跨文化传播陷入“他者化叙事”泥淖。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媒体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修辞和话语表达,而“东方主义”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其概念内涵及生成机制与理性主义偏好之间的深度关联,更隐喻出省思理性主义对西方话语生产的影响还需扎根理念空间。     

形而上学的“围城”——答谢崛博士

谢崛的文章包含一系列谬误,一是对中西形而上学本身的构成方式有误解,因为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不仅仅是实践论的,而西方形而上学也不仅仅是认识论的,双方的比较应该建立在这些要素的结构模式上,而不是有无某种要素上,否则是失之简单化的;二是对哲学史的诸多事实作了错误的描述,如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的误解和断言康德以前没有人把形而上学与实践的人相联系,以及对西方伪善观的肤浅化,对康德自由观、黑格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的误读等等,都表明他对西方哲学史不太熟悉;三是对这些事实的评价带有一种错位的偏见,这种偏见站在西方社会的角度看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放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却展示了一种围城现象;四是在善恶观、自由观、反思观、信仰观等等方面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这是不利于对理论问题的澄清的。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起始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与民族救亡的路程相伴相随的。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题,可以概括为追求科学和理性精神。在师法西方的过程中,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感悟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威力和气势,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作用,因而立志要科学救国。从魏源最先在“西器”中发现“西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到洋务派创建实业、兴办新式学校、译介科技文献,表明中国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偏见与歧视的传统思…     

《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

本文指出如下一种学术现象 ,即西方和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 ,大都比较注重语言文字的辨析和史料证据的确凿可靠 ,但不尽然。学术规范的确认和坚持 ,毕竟是两回事 ,两者不一致 ,涉及更为深层的复杂学术关系。文中就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择要举证辨析。并认为造成如此误读的原因在于其学术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失实处理 ,其学术偏见是 :像中国这样的社会 ,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 ,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探源

人权思想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究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否孕育着西方人权思想的基本元素?从人权作为“人”和“权利”的内涵来理解,人权思想的诞生和孕育是需要特定文化土壤的,也许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正义观、抗争精神、个人主义和宗教影响等对人权思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与西方文化确实存在着本质性或前提性的差别,因此也就没能象西方那样成为近代人权思想的发源地。     

从多维视角解读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文化鸿沟不断加深,西方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意无意地曲解中国。这些曲解和误读萌芽于中西方文化差异,通过历史记忆、大众媒介和现实利益的作用,在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升华",甚至一度主导了关于中国形象的国际舆论。这些误解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行动上积极应对,以澄清或减少西方的误读。发展硬实力是破除西方误读的重要基础,加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是破除西方误读的基本前提,审视和清理西方话语是破除西方误读的重要任务,提高对外传播能力是破除西方误读的重要途径。     

文明互鉴视域中的文艺实践与文化误读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中外文明互鉴的诸多现实路径中，最生动、最真切、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传播载体，当属文学艺术。跨文化交流与跨媒介重构的过程中常伴有“误读”的产生，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下意识误读”实乃人之常情，而偏见式、敌意式的“有意识误读”，以及资本操控下的“文化利用”和选择性的“文化过滤”则可能加剧理解的“变异”和文明的冲突。全球化时代的文艺创作和跨文化交流，关注的焦点仍是文化的“人”或曰创新性地“以文化人”。在40多年改革开放坚实积累基础上守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并探索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共通处，须提防他国商业化、媚俗化的“平移”蛊惑；要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构筑多元并存、共生共荣的世界文明新生态。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异化为表,归化为里——解析哈金的中国情境小说

从文化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哈金的小说采取了异化和归化并存的文化翻译策略.其异化策略以源文本--即中文以及中国文化--为中心,以差异性为目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然而,为了迎合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哈金对中国文化源文本也进行了归化性修改.哈金的中国情境小说,异化为表,归化为里,为西方读者所举起的是一面貌似忠实,实则充满异域色彩的东洋镜.     

借后现代眼镜看中国学者的西方意象

近代以来从西方到中国单向输入为主的理论旅行，促成了体制化的西式基础学科、西式国学和中式的西学，其中存在着必然的文化误读和文化重写，并由此形成体制内外中国学者特有的西方意象。故此，给中西学术的“文化间性”赋予必要意义，对学术符号本身作后现代式的去魅，可能有助于在不乏主体性和主观性的文化意象中，定位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各派理论，进而寻取活性的立场。     

从文化维度视角解读跨文化交流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在跨文化交流中,与西方国家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差异与冲突碰撞.本文以跨文化学家霍夫斯泰德所提出的国家文化的四个维度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中的差异,以便提高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减少或消除无意识的文化冲突,更好地推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老人与海》中现代西方男权文化的隐喻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登峰造极之作。小说以精炼简洁的语言塑造了圣地亚哥这一“硬汉子”形象。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作品中多次描写的圣地亚哥的无意识睡梦。本文主要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探讨作品中所隐喻的现代西方男权文化,旨在阐明这种现代西方男权文化虽是海明威本人所追求的,但他又超越了这种文化,表达了其复杂的女性观。     

在中西古今之间--道家文化与现代审美文学观之中国化身份的取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功利与审美文学观的对峙,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壁垒森严,功利主义文学创作中未必就缺乏审美所能给予主体的"愉快"或"快感";以追求"主观的合目的性"与"主观普遍性的快感"为满足的审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审美的功利主义".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基础是什么?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在哪一个层面上与功利文学观形成对峙?道家文化资源在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以及在哪些层面作出了贡献?在"影响的焦虑"下借鉴西方审美文学观的本土性基础在哪里?审美文学观的东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误读"?本文对此作了探讨.     

文化差异、文化误读与误读的创造性价值——兼析动画片《花木兰》与《功夫熊猫》的中关文化差异与误读现象

由于中英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一种文化中的人在理解另一种文化时会产生一定的误读。动画影片《花木兰》与《功夫熊猫》是由生活在美国文化中的华裔或美国人所表达的中国文化,其中必然有误读的成分。这些误读的成分却恰恰是各国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传播的表现。而《功夫熊猫》中好莱坞梦工场向中国人展现了关国人对中国精神文化精髓的深层正确解读,这正说明了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的结果。文章就影片中各自展现的中国文化表象及美国文化内涵进行了剖析,认为《花木兰》影片对于表层的物质文化传达比较忠实,而对深层文化传递中带有着明显的美国文化的痕迹。其误读的价值体现在促进了各国不同文化的交流,有助于同一话题的全球化阅读。     

一个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神话——倭纳及其《中国的神话与传说》

英国汉学家倭纳撰写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一书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神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在热心传播中国神话、传说以及相关民间信仰、宗教习俗的同时,也散布并强化了对中国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神话的诸多偏见。其所持的"中国神话贫瘠论"强化了西方世界的相关偏见,这一偏见成为烙刻在"中国神话"上的标签。一部现代中国神话学史,就是在不断对"贫瘠论"进行申辩或反驳的过程中展开的。该书的强烈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警示中国乃至东方的神话学者建立起一门"有差异的神话学"。其广义神话观对探究"神话"这一文类的边界不无启发。     

近代文化的自我专注及其自觉

近代前中国人长期处于“华夏中心”的迷醉之中。华夏中心主义自身具有强大的力量,不仅使社会内部具有超稳定结构,而且同化了异族文化,长期抵御了异邦文化的入侵。近代西方崛起之后,西方奉中国为榜样的西方中国观发生了从迷恋到轻蔑的逆转,中国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亡国灭种的境域中,先进的中国人从迷梦中警醒过来,摒弃“尊夏攘夷”的陈腐观念,取向“师夷长技”,并“以俄为师”,思想上的嬗变最终促成了民族民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