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字本义新解

甲骨文的“史”字写作“飞”,或“矿”。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史字本义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根据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史”字的本义乃是“记事”,它原本是动词。记事自然要公正,即忠于史实,如“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史家的优良传统。可是后世的许多学者不同意许慎关于“中,正也”的解释。清朝学者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卷五)说:“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之‘中’皆簿书,犹今之案卷     

浅谈我国古代的档案工作者——史官

我国古代的档案工作者———各种史官 ,在整个历史长河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也几经磨难和变迁。春秋以前 ,史官官史合一 ,充当着政权的主宰 ,位尊爵显 ;秦汉以后 ,史官的地位有所下降 ,大部分具体掌管档案的官员渐渐成为不入流的胥吏 ;到了隋唐时期 ,出现了甲库制度 ,档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令史却为社会所轻视     

历史、历史学和历史科学浅议

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一直简称之为“史”。考史字的原义,本为官名,而非书名。所有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周书》、《周礼》中的史字,都是指官而言的。周代史官制度确立,史官名目详备。计有太史,如《国语·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     

西汉“中书”“尚书”考

尚书,汉承秦置;中书,武帝时初置。两官并见于汉史。这两者在西汉职官系统中是怎样的关系,古来治史者作过一番考证。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汉书》、《后汉书》记载互异所致。《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官有尚书”,“又有中书谒者”诸令丞。《后汉书·百官志》却不列中书谒者,     

孔子的史学思想——兼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观点

古代,“学在官府”,史书都由史官写成。相传孔子根据鲁史记《春秋》修成我国第一部历史著作《春秋》,实开私家撰修史书的先河。对我国后来史书分官修和私撰两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修《春秋》目的在于通过对春秋历史事件的评判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司马迁曾指出:“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     

档案、历史源流辨

在学科与学科之间,恐怕没有哪两门学科的关系比档案和历史更为密切的了。档案为历史的撰写和研究提供原始资料,使历史学科的存在成为可能。历史学科是档案的用武之地,离开了陈述和研究历史这一目的,档案亦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档案是矿藏,历史是对矿藏的开采和利用。 也正是二者的相关性,模糊了历史研究者对二者起源差异的认识,错把档案的起源当作历史学的起源。至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史学史的著作,无不例外地把档案的起源与史学的起源混为一谈。尤为不可的是,把中国古代商、周时期的档案人员(史官)当作史家,把当时的档案文献(“典”、“册”)     

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化及其对当代监察工作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官吏监察制度的演化(一)监察制度的起源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非是在国家产生的同时出现的,而是国家产生后,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监察”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诗·大雅》中有“监视四方,求民之莫”。汉代郑玄对《国礼·地官·乡师》的“遂治之”批注曰:“治,谓监督其事。     

说“邪”与“斜”

邪,从邑,牙声,本地名专用字。《说文·邑部》:“邪,琅邪郡也。”谓琅邪郡之字如此作。汉碑琅邪字或加玉旁,此蒙上琅字从玉而衍,山东省东部胶南县南境有琅邪山,今人书正作琊字。又有从耳作耶者,由音、形近是故也。在古代文献中,邪主要用为袤正字(又用为语助,本文不论)。邪、衺皆从牙得声,故可通用。《说文·衣部》:     

试述唐高宗李治的《简择史官诏》

唐高宗李治《简择史官诏》中的"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灼然为众所推"、"亦恐泄漏史事"五个标准,是我国古代遴选史官的第一个公开标准,是唐以前历代杰出史官优秀品质的结晶,是后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说的依据之一。它不仅是当时一个胜任史官的必备条件,也是其后历代史官和史学家修养自身的标准,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与时俱进”小考

“与时俱进”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和政治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古人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 ,包括人类社会 ,永远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其为道也屡迁 ,变动不居”(《周易·系辞下》) ,“天地之德不易 ,而天地之化日新”(王夫之《思问录》)。认为“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新的事物、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正所谓“新新不停 ,生生相续”(皮锡瑞《经学通论》)。为此 ,孔子浩然而叹 :“知变化之道者 ,其知神之所为乎 !”(《周易·系辞上》)在承认变化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上…     

图书馆起源小记

我国古代图书馆,一般认为起源于商殷时代,距今约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商代是我国有文字可考历史的开始,有了文字记录,自然会产生书籍,《尚书·多士篇》记载,周公对他的老百姓说过:“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就是书籍,这说明商殷时代已经有书籍了。有了书籍,随之而来的必然有藏书的地方和管理的人。书籍和图书馆的起源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商朝时,管理书籍的人叫“史”,亦即史官。藏书的处所,在战国时有的称为“盟府”,有的称作“故府”。《左传》里,就有“故府”失火,管理图书的官员急奔现场指挥抢救图书的逼真的描写。在奴隶社会,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国家的藏书只供王室贵族使用。史官是奴隶社会具有较高知识的阶层,是奴隶社会文化的代表人物。史官的职责之一,是观测天象,制订星历和占卜,所以,他和专司宗教迷信的“巫”并列,统称为史巫。他在     

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评《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一书准确概括了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体系．提出“华夷一统”、“华夷之辨”、“羁縻而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的核心;该书学术视野广阔,内容详赡弘富,在探讨三种治边思想的问题上,以史为鉴,注重现实问题的思考,是一部当代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具有前沿性的力作。     

深入研究与通俗表达:何兹全先生史学述略

何兹全先生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大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其"魏晋封建说(汉魏封建说)",这一学说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其史学研究领域广泛,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和汉唐兵制研究。此外,还有中国文化史。何先生用力最多最深、研究成果甚大的是中国中世纪社会经济史;寺院经济研究和兵制史研究,是其首创,也是其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两翼: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畴,研究兵制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在长期潜心于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其对中国文化的根源、走向、主流、未来等问题的思考也是着实深刻。     

《齐乘》《风土》章校注

元人于钦(1283—1333)所著《齐乘》一书,乃山东古代地志之硕果仅存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叙述简核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中最有古法;”又谓其“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他地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以论断者,所得究多,故向推为善本。”予以高度之评价。明清以来,山东史志于此固多沿袭,而今日之作山东古史     

商鞅之死

几部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均谓商勒被“车裂而死”。《辞海》也载：南斯在“秦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因此，商故死于车裂一说广为流传。然证之以原始资料，可知此说不确。《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缺，放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河秦国。”同书《商君列传》谓：惠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哈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破槐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口：‘“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人魏，…     

中学语文古代官职例释(二)

宦官 古代的官员,被阉割后在宫廷里侍奉皇帝及其家族。也叫太监、寺人、阉(奄)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太监、内监等。如:“所谓‘宫市’,就是宫廷派宦官(也叫“太监”)到市上去买物品,任意勒索、掠夺,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剥削方式。”(《卖炭翁》注)又如:“遂殴宦者。”(《卖炭翁》思考和练习“四”) 廷掾 古代辅佐县令的官。如:“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西门豹治邺》)     

先秦史官制度概说

我国历史悠久,史书发达之早与积累之富,举世罕见。从可信资料看来,自商周开始,历代王朝为了总结统治经验,谋求享国长远,无不“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于是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的传统,历代相承,迄于清末,延续了数千年。数千年来,我国史书虽有大量散失,但流传至今的仍是汗流充栋,浩如烟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史官制度的产物,即官修史书,可见史官制度的延续与发展,对于我国古代史料     

我国古代史官和史官文化浅论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收集整理资料、记言记事、管理图籍档案、写作著述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等丰富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论述史官文化的内容和价值,对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有较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小释

“历史”在中国古代不叫历史,只叫一个单字“史”。“史”者,记事者也,即史官的意思,也就是《周礼》和《左传》中提到的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南史等。“史”字甲骨文写作“■”(高亨著《文字形义学概论》第157页)。“史”字上半部份“■”象竹简,“|”象笔;下半部份“又”,手也。整个字的意思是手拿笔往竹筒上写。写什么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法律中的综合为治包括:人治与法治结合,治官与治民统一,审判与调解并举。其中,人治与法治结合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治官与治民统一促进了家庭内部以及官与民的和谐,审判与调解并举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