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榕江高排村苗族“鼓藏节”文化内涵分析

鼓藏节是苗族独具代表性的节日,具有其独特的仪式与文化价值。现在世界上只有极少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鼓藏节的传统。苗族鼓藏节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是苗族人生价值观的展现。本文以高排村的鼓藏节为研究对象,对其起源、仪式过程和它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希望能对苗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间仪式权力运作与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例

民间仪式始终在国家与传统两种力量的交织下进行,并渐变为一种权力资源符号影响着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从民间仪式中的权力关系入手,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分析个案,关注民间节日的运作与传统力量对维持村寨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对传统与国家两种制度模式在村寨生活中的关系作一探讨,认为民间传统力量在构建乡村秩序中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要素而存在。     

“鼓藏节”仪式之权力表达

苗族十三年一次的规模盛大的＂鼓藏节＂,仪式肃穆、庄重、神圣,体现了村民对祖先的虔诚信仰与敬畏。这种特定场域的仪式过程中不仅凸显以祖先为核心的社会权力秩序,而且以血亲为经姻亲为纬的社会网络权力结构及其差序格局也再次得到张扬与展演,于是在仪式的实践中原有的权力秩序得到进一步的认同与重构。     

鼓藏节仪式与苗族社会组织

本文通过对苗族鼓藏节仪式文化的分析 ,展开对传统苗族社会家族、宗族、村落社会组织、社会整合及祖先崇拜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人类学研究 ,并试图在理论上与前人形成对话 ,将苗族研究的这一问题引向深入     

黔东南苗族“鼓藏节”中的象征符号意义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鼓藏节”是苗族的大型祭祖活动,包含着很多大大小小的仪式,是苗族最主要的宗教活动,其中蕴含着当地人的世界观、情感情绪。本文借鉴象征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力图探索“鼓藏节”中的象征符号意义,以接近对当地人世界观、情感情绪的理解。     

苗族家族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探析——以贵州白苗佐嗦仪式为例

苗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种类众多的仪式,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构筑起生活世界的诸多意义。白苗是西部方言苗族的一个支系,其"佐嗦"仪式是典型的家族仪式,它折射历史,反映现实,可用来深入解析苗族社会。本文从三重维度对该仪式进行剖析:从白苗历史探究该仪式的缘起;运用象征分析的方法揭示其文化逻辑;根据家族组织考察仪式与社会之间的功能关系,尝试以仪式研究入手展开对传统社会文化多个层面的讨论。     

仪式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实践研究——基于湘西苗族鼓文化节的考察

“仪式”是一种文化的共享过程,政府主导的庆典活动具有文化共享与社会维系的重要意义。湘西苗族鼓文化节是政府打造的规范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展演活动,通过设计与鼓舞相关的一系列符号展演体系、营造鼓舞文化互动情境、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意空间来完成鼓舞文化展演实践,进而构建一个新的“认同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文化符号的重塑推动了我国非遗的传承,在离散、碎片化的大众记忆中唤醒社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府与大众通过各类互动凝聚起了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官方仪式化的展演在传承我国非遗的同时,使得参与者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了充分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     

民族旅游地民俗文化社会性别分析与变迁考察——以贵州西江苗族鼓藏节为例

基于文献分析和实地访谈,分析西江苗族鼓藏节与区域文化差序格局的关系,并从性别和权力的角度分析贵州鼓藏节传承主体的不同角色和地位,透过鼓藏节解读西江苗族独特的社会性别文化,同时探讨民族旅游业背景下鼓藏节民俗文化发生的变迁。开发民族旅游资源应以尊重民俗传承主体的族群、文化等观念为前提,以保护民俗文化内核本真性为基点,并重视在传统文化的嬗变中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性别关系。     

苗族仪式舞蹈精神在原创舞蹈编导中的运用——以《归娘》为例

原始的宗教意识、民族频繁的迁徙以及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苗族丰富多彩的仪式性文化,影响了苗人认识世界的基本立场,也从精神空间延展了苗人眼中的现实世界。现代社会的冲击使得仪式性舞蹈的内涵在慢慢消失。原创舞蹈《归娘》通过女子单人鼓舞的形式反映了频繁的迁徙对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和传承了仪式舞蹈中的苗族精神。     

浅析苗族习惯法的影响——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

苗族习惯法虽不是法律,但具有一定强制效力,是规范苗族成员日常行为的准则,在苗族社会里具有强制约束力,是苗族长期以来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在苗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习惯法的作用是巨大的,文章通过对苗族习惯法产生影响的分析及司法实践中对苗族习惯法的运用,得出解决毕节市苗族集居区经济文化落后的另一途径.     

明清以来苗族鼓舞文化的历史人类学透视

文章对苗族鼓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认为苗族木皮鼓由木鼓演变而来,在制作与使用苗鼓的过程中形成特定形态的鼓舞文化。苗族鼓舞历经春秋战国、唐宋时期的文化累积,到明清时期完整形成,清代以来苗族农闲时举办的五种典型鼓舞彰显了苗区闲暇文化生活形态,其象形动作在描绘苗民农耕生活情景同时又反映了农耕民族的生活规律,展示了云贵高原及周边山地民族丰富的农耕文化内涵。苗族鼓舞文化作为民间传统文化,既来源于苗族家庭生活又成为苗族家庭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影响整个苗族社会生活。     

人类学视野下的湘西麻阳高村镇苗族丧葬礼仪考察

麻阳苗族自治县是迄今为止苗族传统丧葬文化保留较为完整的区域之一,当地繁复的丧葬仪式不仅融汇了儒、释、道三家文化要素,也继承了苗族文化中乐观豁达的民族精神,承载着一代代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其仪式中的象征意味突出,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死观念和价值观,也体现了某些文化要素如禁忌、闹丧所具有的地方风俗习惯;而保证亡者旅途安全的一系列告别仪式和用物又说明人类在面对死亡时的共同心理.这种围绕丧葬仪式所展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具有显著的聚合族类的功能,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     

对撒梅人婚礼仪式的审美人类学思考

审美人类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倾向于把美学和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找出美学研究的新方向。仪式是审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婚礼仪式更是仪式研究中的重要范畴。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三个方面对撒梅人的婚礼仪式进行审美人类学的探讨,试图解析撒梅人婚礼仪式的独特审美价值。     

遭遇发展的村落共同体：以贵州雷山县上郎德苗寨为例

中国乡村面临的最大变化就是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基于发展主义的思路忽视了社会的视野。上郎德苗寨“工分制”旅游发展模式坚持村民共同参与、共同分享旅游发展红利的原则,这一制度设计在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保证了旅游产品的原生性。工分制的郎德模式是建立在苗族集体行动的文化逻辑之上的,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郎德村落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鉴于郎德模式,中国乡村建设需要保卫村落共同体,开启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发展之路。     

苗族桥文化的变迁——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个案研究

苗族的桥及其桥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西江千户苗寨调研时发现,在西江苗寨现代社会转型之时,西江的桥和桥文化在不同程度上也产生了变异.西江千户苗寨在苗族地区有很大影响力,是苗族文化的风向标,其变化对周边苗族地区更具投射作用.对其研究,以小见大,以便了解一个民族在现代转型期中文化的发展动向.     

留守儿童:基于一个村落的人类学研究

基于对一个江西村落中的留守儿童的人类学研究,讨论了如下五个方面的议题他们如何度过童年?他们在父母离开的状况下的感受与愿望?他们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成绩如何?他们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他们的道德发育是否存有危机?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呼声?并讨论了留守孩背后的老人问题及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思路.     

苗族节日文化的心理学透视

丰富多彩的苗族节日文化,是构成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苗族节日文化的调查研究,探讨 了苗族较独特的性格文化特征。     

人类学视域下的“猫鬼神”信仰研究——以甘肃省孙村为例

以甘肃省孙村为田野调查点,从地方社会的集体记忆和生存选择的角度考察了这一信仰的源起,并对其隆重的信仰仪式予以介绍.作为一种具有复仇性强、威慑力大的神灵,猫鬼神信仰型塑了多元的社会后果,直接影响着当地村民的生活.     

规模村布依族习惯法调查与研究

贵州省西南部的南北盘江流域是贵州省内布依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地方,规模村位于北盘江的上游流域晴隆县东部的布依族聚居地方。由于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保留了比较好的婚姻习惯法、祭神立法等布依族习惯法文化。最近十多年来,由于外出打工的人员越来越多等原因,布依族习惯法文化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