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蒙古族教育概况

元朝是以蒙古族贵族为主体的蒙、汉族统治阶级的联合政权。 蒙古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是从公元一二六○年忽必烈即位并定都大都(今北京)开始的。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为了维护蒙古族统治者的统治,他曾向内地一些汉族隐士“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根据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元世祖忽必烈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使用前朝隐士、兴办学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首先采取了“重农为本”和“用贤为先,用贤则天下治,重农则百姓足”的治国安民方针。这样的治国方针的实现,必然要有求于教育、科学的发展。因此,元朝“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 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教育,忽必烈即位后,及时于元统二年十二月甲戍,“诏整治学校”,在建国初期,建立了管理学校的机构——集贤院。集贤院的任务是“掌提     

元代前期朱子学官学化的确立与缘由

经历元代初期成吉思汗对朱子学的接受、忽必烈对朱子学官学化的推进后,元仁宗皇庆二年诏令恢复科举与颁布《中书省奏准试科条目》,标志着朱子学官学化的确立,朱子学作为官学开始上升为国家意识,实现了科举、经术教育、朱子学三者的融合,巩固了朱子学“四书五经”学术体系的地位。朱子之学适应了元朝经世致用治国之策的政治需要,与元朝文化高度契合,受到各群体的共同推崇。     

清朝蒙古族进士科名小议

清代科举,大多因袭朱明,“进士”很为一般知识分子所重视,成为当代士人扬名立业,登进仕途的重要途径。按清制,进士考试每隔二年举行一次,即逢丑、辰、未、戌年大比一次,参加者是在各省区中过的举人,考试地点在北京。这种考试,名曰“会试”,三年一次,是为正科。此外,有时由于朝廷遇到什么吉祥庆典,表示祝贺,便临时增加一科,在翌年举行“会试”,是为恩科。“会试”中式称贡士,然后再经过复试、殿试,合格者分甲放榜,勒定名次。至此,所谓“考进士”的程序便大体完成了,再有就是朝考、授职,正式走上仕途了。 清人入关不久,便正式设科取土。清世祖福临二年(1645年)始开科,分全国为十五个“试”地区,选录举人。顺治三年,进士科首榜。但是蒙古族知识分子的参加科举,却远在顺乡治设科之前。据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七八旗科目条记载,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在关外开八旗科,当时便取中“蒙古习蒙书者博特(或作俄博特)、石岱、苏鲁木三人”,     

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科举制度是明代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在今人撰写的有关论著里,都颇注意对明代科举取士制度的评述。但在述及八股取士开始时间,明代科举的实行与停止、进士科录取的次数与人数,以及考试的内容等问题时,却说法不一。本文拟就研究中涉及的几个史实问题,予以考述,以就正于诸学人。 一、关于八股取士开始的时间问题 八股文又名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在中国历史上,以八股文取士究竟始于何时,清代学者就有争议,今之不少论著都说:洪武三年,明政府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有的还说“八股取士是洪武初山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是“朱元璋在封建科举制度基础上创建”的。还有说,朱元璋为了禁锢士子思想,制定八股文程式。     

文化专制主义的危害——论明的八股取士

科举考试始于隋唐,以后各朝多所袭用。明清的封建取士达到完整的阶段,手段严酷,对社会经济文化所起的破坏作用最大。封建科举制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官吏、拢络士人和巩固政权的一种措施,同时也是束缚士人手脚,禁锢思想的一种武器。但明清较之前代为甚。唐朝科举,科目多,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科。考试内容和方法除明经外,比较灵活,尚有发挥和显示才能的余地。明的科举取士,科目仅进士一科,“八股文”是取士的唯一手段,内容只限制在“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更给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套上了一条紧箍。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表现在各个方面,地方行政实行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行政、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资治通鉴》卷196记载,贞观十六年(642),“上(唐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白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在褚遂良那里碰了钉子,但他为何要看起居注,《通鉴》记载似不太清楚,《唐会要》对此则叙述较详,大宗碰壁后,又找到房玄龄,对房玄龄说“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砍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     

唐朝多数官员不是进士出身

陈寅恪说:“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又说:“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陈寅恪的看法影响很大,例如侯外庐曾经写道:“大体讲来,唐高宗以后的宰相,大部分由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出身。”(《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45页)     

游艺

古者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而孔子教弟子又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又曰“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然则文学者乃游艺之所有事也.后世文人嘲风弄月,以华藻相高,固显违圣门“游艺”之旨.然后世之诗赋又孰非导源于圣门耶?隋唐以降.衡文艺以取士.夫岂戾乎圣旨!特浮词吟呻.识者(?)(?).香山白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见《与元九书》)二言,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谈休宁状元博物馆藏乾隆御赐“福”字及相关史料

中国科举取士制度创立于隋代,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明确谕令停止科举,推行学校教育,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被废除。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得到逐步完善,“重文轻武”并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在徽州,宋以后儒学的兴盛,使的府学、县学、书院及私学发达,徽州科举入仕蔚然成风,科举及第的人数众多,据有关资料统计,徽州在明清两代进士近千人,历代状元有24人之多。     

《元史·阎复传》勘误一则

《元史·阎复传》 (中华书局 1976年点校本, 第 3772页) 载: 阎复“七岁读书, 颖悟绝人, 弱冠入东平学, 师事名儒康晔。时严实领东平行台, 招诸生肄进士业, 迎元好问校试其文, 预选者四人, 复为首, 徐琰、李谦、孟祺次之。”按: 此文的“严实”为“严忠济”之误。首先, 阎复到东平府学读书是在严实去世之后。所据有二。 (1) 元好问《遗山集·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曰: 严实“庚子 (公元 1240年) 四月己亥, 春秋五十有九, 薨于私第之正寝。”可见, 严实卒于公元 1240年。而袁桷《清容居士集·阎公神道碑铭》曰: 阎复“皇庆元年 (公元 1312…     

元代的科举

元代不重科举,所以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正式制定选举办法。《元史》中记载:考试规定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以朱子章句集注为标准。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     

论晚明实心任事的精神

探究晚明的“实学”思潮,在理论上可分为“明体适用”与“王霸并用”两派。而这一思潮的具体内容,则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 实心任事的精神;(二) 尚武精神;(三) 从“性理之学”转向“物理之学”;(四) 经世致用精神。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晚明实心任事的精神作一初步的探讨。一由于明代实行科举取士,自中期以后,进士一途实际上已成为仕进的唯一通路,所以士子往往将得中进士作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汲汲于功名富贵。父辈教育子弟读书,也往往是希望他们能够得中科第,至于那些立身行已的个人道德修养践履,却弃之不讲。这些士子往     

入关前八旗蒙古科举考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清代延续了这一制度。入关前,皇太极改变努尔哈赤轻视文人的政策,以文治天下,大兴科举,分别在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和崇德六年(1641年)举行了三次考试,史书中也留下大量科举取士的记录。作为满洲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也曾积极参与科举。许多底层的八旗蒙古人,凭借科举博取功名,并顺利的入仕。     

唐代明书科考述

<正> 唐代科举常科之一的明书科,简称“书科”,如《通典·选举三》云:“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或称“明字科”,如《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其科之目……有明字”。今存有关明书科的史料相当零碎,现予汇总考述。唐代明书科首次开科时间,史无明确记载。据《旧唐书·职官志一》所载:“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土、明法、书、算。”这是大略言之,并不是说明书科与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同时首次开科。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颁发的敕文曰:“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摭言》卷一)在这道关于常科开科的敕文中没有明书科,可见这一科目     

罗泽南教育思想简论

罗泽南一生投身教育近三十年 (1 9- 4 6岁 ) ,始终矢志不渝 ,兢兢业业 ,在漫长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也形成了对传统教育的独到体认。一、对科举制的认识罗氏认为今世科举之弊皆源于世风之滑颓 ,慕风变向 ,见风使舵 ,避重就轻 ,徒务虚名而置国事于不顾。士风的这一变异远远背离了国家选士育才的本义和科举的规范。他说 :“今日之思欲用世不能不应科举 ,应科举不能不作时文 ,然朝廷之以文章取士者 ,非徒欲其能为文也 ,欲其平日读书明理 ,探四子之精微 ,阐五经之奥义 ,扩其识见 ,端其身心 ,储其经济 ,裕其谋猷 ,以为天下国家用 ,…     

论宋初的科举制度

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试策取士创立“进士科”后,法垂千三百的科举制开始了它漫长的历史,中经盛唐数百载的充实,已成封建统治者牢笼士子,择取新贵的一条重要途径。不过,由于门阀贵族的操纵,毕竟取士不多,还称不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及至北宋初期,历经战乱的门阀贵族已荡然无存,加以太祖太宗等四朝尚文抑武及对科举制度的高度重视和竭力提倡,科举才条式大备,空前发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渠道,在众多途径的选举制度中居于捷要的地位,一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历史的进步性,另一方面随着时日推移又弊端丛生,使宋中后期科举制度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如何评价宋初科举制,自宋中期以来就有争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就此作些肤浅论述。我以为最主要的特点是:     

唐代安徽进士考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发展时期。当时科举科目众多,但最被人们看重的是进士一门。时人把考中的进士誉为“白衣卿相”、“一品白衫”,又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焚香礼进士,设幕待明经”之语,足见登科进士的地位之高。安徽在唐代考取进士科的情况如何?过去鲜见论述,实为安徽教育史上的一个空白。现仅依据有关资料,拟分淮北、淮南、皖南三区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明初未用“八股取士”考

“八股取士”是“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的科举取士制度。(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二》,下未注明者均同。) 论明清史之学者,往往称此始于明初,(《明史》称此为“太祖和刘基所定。”)私见以为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