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洲冷战政策形成探微

美国的亚洲冷战政策起源于二战时期的美国亚洲战略构想，二战结束初期便得到了初步的发展。随着美苏全球冷战政策的全面展开，及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逐步取得胜利，迫使美国逐渐调整其亚洲冷战政策。1948年10月正式确立日本取代中国成为其在亚洲的战略伙伴，来抗衡苏联及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本文通过对美国亚洲冷战政策的形成进行深入的研究，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受意识形态因素所制约的。     

从革命外交到务实外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演进

从1962年开始,中国对外政策急剧＂左转。此后一直到60年代末,由于中国一直推行革命化外交政策,中美两国继续进行激烈对抗;中苏同盟关系也开始瓦解,并最终演变为激烈对抗;同时,中国同已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恶化。面临着同时与美苏两国对抗所造成的不利形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对美革命化的外交政策,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终于,中国务实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效,不仅使中国成功地摆脱了两面受敌的困境,而且一跃成为＂战略大三角的一极,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美苏争霸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再论“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历史成因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它是美苏冷战、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产物 ,是中共对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坚持扶蒋反共和敌视中国革命的对华政策所作出的必然回应 ,也是中共全面总结近代中外关系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但这决不意味着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考虑。但“一边倒”外交政策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中国从 5 0年代起就逐渐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积极提倡各国人民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最终摆脱了美苏两极的制约和影响 ,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活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     

"冷战"视角下的中美"新冷战"

国内外有关中美“新冷战”的争论忽略了对“冷战”本身的回顾，观点难以经受住历史检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征不符合冷战的基本特征，内容不满足冷战的含义，发展更不具备冷战产生所必需的条件。二战结束之初，国际体系权力真空与混乱为两极结构下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足够空间，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令美苏走向对抗，意识形态对立、文化心理认知差异强化了苏美决策层的恶性互动，这三者共同导致了美苏冷战的产生。当前，两极结构远未形成，国际权力真空极小，中美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利益冲突并非不可调和，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上的认识问题也不是无解，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将很难发生。确切而言，中美正处于“类冷战”的战略竞合期，它受到了美国冷战思维的影响，负面色彩比较突出。拜登政府继续对华施压，第三方问题引爆两国危机可能性的提升，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极化与分裂，决定了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更差。对此，中国应继续以发展自己为首务，对美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方针，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崛起。     

论二战后亚非新兴国家中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文认为二战后亚非新兴国家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有利于亚非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有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和世界和平 ;推动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冲击了以美苏为轴心的两极格局     

论冷战后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及原因

冷战前期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东西矛盾”、“南北矛盾”、“西西矛盾”、“南南矛盾”等 ,其中 ,以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为核心的“东西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冷战后期 ,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 ;冷战结束后 ,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从美苏争霸演变为超级大国称霸和主要大国反霸。造成冷战后国际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原因很多 ,其中主要是经济因素的增强和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影响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特殊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密不可分,其中意识形态问题占重要地位.中美传统历史文化的对抗和新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的不同都使两国产生敌对情绪,而走向对立;当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相抵触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占了上风,中美关系缓和,冷战进入转型时期.     

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三次战略调整

由于苏联在７０年代乘美国实行战略收缩之机大规模扩充军备和在世界各地扩张，严重危及美国的霸权地位。里根政府前期全面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增强实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其结果恢复了美国的实力，扭转了美苏攻守态势，加剧了美苏＂冷战＂气氛，但同时也加深了美国自身的困难。美国的外交战略面临新的抉择。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历史影响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是美苏两极格局下东西方冷战的必然产物。它不仅确立了亚洲的冷战格局，而且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1．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的开始；2．中美两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长达20年的敌对局面，中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有利机会；3．中国长期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销、包围与遏制，从而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     

国际体系文化背景下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国家身份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它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主要是由外在结构（国际体系文化）建构而成。国际体系文化的变革往往会导致一个国家对于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冷战时期美苏主导的冷战体系文化背景下,韩国成为依附美国强权的缓冲国。冷战结束后,关苏主导的两极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东北亚国际体系文化处于转型中。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国家身份开始由东北亚缓冲国向东北亚平衡者（均衡者）身份转换。随着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其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艾森豪威尔保守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外交政策

艾森豪威尔在位的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外交史及国际关系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美苏两极尖锐对抗的历史条件下,美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与苏联进行激烈的争夺,另一方面,受艾森豪威尔经济上保守主义的影响与制约,也与苏联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缓和.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国内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美国与苏联进行长时期的争霸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美苏冷战起因透析

二战以来冷战阴影曾笼罩世界４０余年，关于冷战的起因问题，为很多学者所关注。然而多年来，国内和西方学者对冷战起因的解释往往过于笼统或失之偏颇。他们或是把冷战起因简单归结为美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或是强调苏联战后的扩张行为在西方所造成的恐惧。本文则试图从国际政治理论的角度，在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就美国对苏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和美苏安全利益的现实冲突，对美苏冷战的起源作一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从对抗到合作--试论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1961-1972)

本文从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原因谈起,主要探讨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是如何考虑中国因素的。美国之所以发动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不是一场误会或错误那么简单,越南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一部分,是冷战思维与美国门户开放梦想碰撞的结果。在越南战争的十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18O度的转变。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全面干涉越南,又为走出越战泥沼寻求与中国的缓和。越南战争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分水岭,越南战争的结束和美中和解的实现导致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划分势力范围和对抗为标志的冷战时代向以对话和合作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转化,国际格局也由此开始走出对抗的两极格局,人类相互依存和彼此合作的时代开始到来。     

新中国成立与亚洲冷战的形成——国际体系转变的一个解读案例

从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这一对概念的界定入手,考察雅尔塔与冷战概念之间的关系,认为雅尔塔与冷战是两极格局下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种国际体系,反映了主要国际行为体的观念变化和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借用建构主义理论方法,以亚洲冷战的形成为例,探讨雅尔塔体系向冷战体系的演变.分析了远东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动过程,认为随着中国内战的不断进展,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相互身份与认识逐渐变化,不仅打破了由美苏两大国构建的远东雅尔塔体系,也确立了一种独特的亚洲冷战体系.因此,亚洲冷战体系形成的关键是中美关系的根本变化,是中美双方相互认同的本质转变.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意识形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表明 :美国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单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 ,要用意识形态来号召西方国家团结在它的阵营中 ,但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 ,又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合作。冷战结束后 ,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对美形成挑战 ,美国又举起意识形态的旗帜 ,拿“人权”大棒打压和妖魔化中国。可见 ,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不过是一件工具 ,要视各个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 ,来决定其在对外政策中所处的位置。     

论冷战遗留下的台湾问题与美日合流

台湾问题既是中国内战的后遗症，也是冷战的遗留问题；冷战在亚洲的结束具有相对的非彻底性，即冷战结束的渐变性。这种特征反映在美国和日本调整对台湾的战略中；同时，日本染指台湾问题、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加强，两者殊途同归，也塑造和反映了冷战在亚洲结束的渐变性特色。     

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及其未来走向

冷战后，美国企图借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之“风”，以台制华，遏制中国。为此，美国逐步调整其对华和对台政策，在调整过程中，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两重性更加明显。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加强以及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不得不重视中国的态度，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另一方面，为了防范与遏制中国，又以多种方式加强和提升美台关系，由原来偏重中国大陆的“倾斜性双轨政策”转向对大陆和台湾“相对平衡的双轨政策”。     

1969年前后美国改变对华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

1969年前后,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美守苏攻态势,美国政府和领导人从国家利益出发迅速改变对华遏制政策,意图利用中国因素抗衡苏联。美国联合中国抗衡苏联的外交政策改变了国际冷战格局,影响十分深远。     

中美竞争视角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针对中美博弈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问题,以新时代中美竞争与“去美元化”为基础,利用SWOT分析方法,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认为,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民币亚洲化,填补“去美元化”在亚洲所遗留空间,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化的根本保障; 以亚洲为中心、联通中国与欧盟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化的主要机遇; 亚洲部分国家使用美元的惯性、美国围堵打压中国的“印太战略”、中美脱钩则是人民币亚洲化的现实挑战。研究表明,中国应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坚持扩大开放,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同时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一带一路”金融支持机构投资和国际格局重塑的机会,积极拓展人民币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及影响力。     

美苏对德政策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缘起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起源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尽管苏联封锁柏林的行动直接挑起了危机对抗,但从战后国际格局转换的整体视角看,危机的缘起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变化和两国对德政策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可以说,这次危机是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从盟友向对手转变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处置德国问题而产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