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洋史到中国民族史——以近代中日知识界的苗族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书写与日本东洋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仅从苗族史论来看,中国史家直接吸取了日本东洋史中关于苗族分类、苗族土著、苗汉竞争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为苗族引入了蚩尤这一英雄祖先,创造性地解释了百姓为汉族、黎民为苗族的的象征意涵。这种以后世民族分野倒溯历史、分割历史、强调历史上人种竞争的做法,强化了苗汉之间的异族关系,不利于中国民族的团结一致。近代中国学者为了摆脱东洋史的影响,在人种分类、民族源流以及叙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书写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史,并尽力在兼顾民族平等的同时强调民族一体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除了创新民族史撰修体例外,还在于书写双向融合而非单向同化的历史。     

黑龙江学人

赵连泰，1924年生。先后于长春法政大学、长春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现任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与日本史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东北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曾多次应邀赴日本各大学讲学与学术交流。科研成果约1000万字。曾四次获教学优秀奖。主要专著(含合著)：《世界通史纲要》(三卷)、《日本史辞典》、《日本历史人物传》等；主要译著：《东洋魔女——川岛芳子》、《满洲国史》(三卷)、《近代日本关系研究指南》、《张学良传等》；主要学术论文：《日本人起源研究论述》、《日本…     

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实践——以日本情感史发展为例的讨论

近年来情感史成为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在世界各地兴起，日本也不例外，其情感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有着不遑多让之势。情感史在日本史学界的发展，与其史学现代化和职业化的特点有关。自19世纪末开始，学院派史学之外的“新闻史家”和“民众史家”，十分活跃。二战之后，在民俗学、人类学的帮助下，“民众史”的发展颇具声势，并与法国年鉴学派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感觉史、感性史研究，交流密切。进入21世纪之后，情感史在日本学界进一步发展，新的刊物和论著不断涌现。这一形势的形成，与情感研究在其他学科的长足进步，关联密切，相辅相成。日本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既反映了情感史研究的共性，同时又兼具日本学术的特性，为情感史研究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实例，值得中国学界参考、借鉴。     

近期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

<正> 日刊《东洋史研究》第三十九卷(1980年6月)载石田米子著《近期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一文。该文脉络清晰,内容详尽,重点突出,有一定参考价值,现摘要编译如下。一、战后日本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概况     

狭间直树介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狭间直树曾应邀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并介绍了有关情况。 京都:大学现有文、教、法、经、理、王、农、医、药等九部,以及二十多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 人文科学研究所创于1929年,分为日本、东方、西洋等部和东洋学文献中心。有五十五位研究人员。 东方部(包括东洋学文献中心)的二十七位研     

徽学名家：栾成显

栾成显1941年6月生于辽宁盖州市。1964年8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此后一直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研究》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明史学会理事。2001年起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任日本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1994至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

文章首先对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抗战口述史研究发展的表征进行了分析;其次,对这一时期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即日本的侵华暴行、中国军民的抗战、抗战历史人物和抗战时期的教育等方面的口述史研究开展的情况及其成果作了概括和分析。     

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

20世纪中期 ,西方年鉴学派传入日本 ,引发了史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大变革 ,日本的中国明清史研究由此取得了显著成果 ,地域社会论随之正式登场。本文尝试探讨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的相关性 ,以期把握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新趋势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中日两国图书交流史举隅

近年来,日本正在编辑全国汉籍总目录,动员全国各县、各大学图书馆进行统一编目,还在东京举办全国汉籍总目编目人员训练班,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参加讲课,并准备俟编好的卡片目录输送到东洋文献研究中心后,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进行总编。日本这样重视汉文古籍编目,给我们的工作以很大的促进。 我们今天进行图书史的科学研究,有必要将自古以来中日两国的图书交流史作一番回顾,作为今后继续协作交流的借鉴。现将这方面的史料试为归纳,略述梗概,并着重就晚清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     

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

在当前史学发展中,迫切需要倡导兼指得失、尖锐泼辣的史学评论,需要对历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的研究历程与状况予以学术性的总结、评析,需要加强史学史的研究。这三个层次具有相同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方法,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统称之为"历史学科学术史",其实质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下总体强化与分支细化的史学史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历史学科学术史研究,可形成对史学业绩评定的学术性社会机制,对于克服浮躁的不良学风、保证历史学健康、繁荣地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服部宇之吉与近代中国教育

服部宇之吉是日本近代著名教育家,日本新儒家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在1902-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对京师大学堂多有贡献。又在京师创办女学堂,为中国教育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作为半官办学的日本人,他主张对华扩张侵略的思想也是不容否认的。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再认识

美国对日政策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日政策的NSC125/6、NSC5516/1和NSC6008/1文件.通过考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遇制打击中国的既定国策是其对日政策的根源和出发点,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是推动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演变的重要因素.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对日本“中国威胁论”心理的解读与应对

在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当今社会,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深感威胁。这种对中国的偏见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心理角度对日本“中国威胁论”进行剖析,认为这种论调主要体现了危机意识、保守主义、机会主义、依赖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日本人的心理习惯思维。要改变这一思维实属不易。但我们可以反过来利用日本人的心理习惯思维去消弭“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这对我们从深层次把握日本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日文化交流背景及日本早期的楚辞研究

从日本早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背景,可以明了中日间的文化渊源,也可以窥见日本在20世纪前及20世纪初的楚辞研究状况.虽然日本早期的楚辞研究尚在初级阶段,成果本身并不显著,但我们已能从中窥见其大致的研究风格与特征,可资中国学者了解参考.     

口述史学与当代中国史研究

口述史学的引入,推动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视角的转换,丰富了国史研究的史料来源,突出了其学术性特征,带动了其他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并使当代中国史研究更趋于社会化、民主化。但是,口述史学方法存在的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其在当代中国史中的运用与发展。因此,研究者应积极采用口述史学研究方法,同时又要认真研究,努力避免口述史学自身所存在的弊端,促进口述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推广。     

简论“九&#183;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

日本吞并朝鲜以后,为了扩大其在东北的权益,有意制造了朝鲜人的双重国籍,导致了在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上与中国的对立与冲突。纵观“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可以得知,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为止,日本都没有在朝鲜真正实施“日本国籍法”,也没有允许朝鲜人归化。这意味着朝鲜人不具备国际公法上的日本“国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严重地违背了近代国民国家普遍公认的移民可基于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企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日本的经援外交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互联系的行为体纷纷通过经济的手段进行“博弈”,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是日本战后外交追求的主要目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日本对中国、东盟、印度、非洲和拉美等地区推行经援外交,其实质在于为其政治目标服务。从日本的经援外交的发展与变化,分析日本在经援外交上的成败与得失,可为新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