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吸取了楚国民间文学和《诗经》的优良传统,创造了崭新的文学样式——楚辞,开拓了我国文学的新园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然而,前几年在“四人帮”炮制儒法斗争模式的恶劣影响下,有些文章以儒法划线,有的为了肯定他,就把他说成“法家革新者”、“法家诗人”;有的为了否定他,就把他说成孔孟之道的“信奉者”。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十分错误的。当然,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些研究屈原的文章把屈原说成“法家”,其中许多观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今天,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还屈原的本来而貌。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

爱国诗人屈原,是在滚滚的汨罗江中,结束他那坚贞不屈的伟大生命的。弄清屈原沉江的年代和原因,对于了解这位诗人的生平,研究他的晚期作品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清人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提出,屈原《哀郢》“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以后,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多定屈原沉江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原因是殉国难。例如,郭沫若先生就持这样的见解。他在《屈原考》中指出:“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况,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又指出:“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鲁迅论屈原与宋玉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诗歌之敌》《厦门通信》《言论自由的界限》《喝茶》以及《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与宋玉曾进行多次评论,对于两位诗人思想言行的巨大意义及其不足,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 屈原《离骚》不遵矩度,影响深远 在鲁迅一九二六年写作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屈原与宋玉是列为专篇论述的少数成就卓著的作家。尽管在评述两位诗人的思想与创作时,鲁迅曾具体指出了他们的一些缺点与不足,但直到逝世前一年,还明确表示,“屈原与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屈原的作品较多,鲁迅在评论其创作活动时,除重点论及他的代表作《离骚》以外,仅简略提及他的另一长诗《天问》,认为《天问》是涛人在被楚怀王放逐过程中“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的产物,指出其由于“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并未对其思想与艺术作细密评析。对于屈原《离骚》,则一再热情洋溢地给予高度评价。 《离骚》问世以后,历来反响不一。“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鲁迅认     

屈原诗歌的故土情志

屈原诗歌具有迥异于《诗三百》及其所属的儒家“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特点。鲁迅评论道：“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鲁迅全集》卷九,第370页）为什么屈原诗歌中会有这种特殊风格呢？这主要因为屈原所属楚国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比北方中原地区远为浓厚地保留着原始社会民族的传统,还没有经过礼的教化。“抓住楚国仍然有浓厚的氏族意识这样一个根本特点,这是正确了解屈原美学思想的关键”（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论屈原部分…     

屈原爱国思想略论——兼和《“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的作者商榷

《“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载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以下简称《我见》)。我拜读之后,认为作者所列六点理由,都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时代。一言以蔽之:就是说屈原不是爱国诗人罢了。其说不足取。持这种观点来否定屈原的,历来不乏其人,例如扬雄就认为屈原“遇不遇命也,何必自沉身哉”;班固就讽刺屈原“露才扬已”;颜之     

屈原氏族考

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开头便说：“帝高阳之苗青兮。”可见他是十分重视他的姓氏门第的。刘知川史通·序传》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自序）是“征三周之故事”。可见屈原重视氏族门第，为历来作“自序”者所效法，探本寻原，莫先于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楚姓，本帝高阳颛顼氏之后，《大戴礼记·帝系篇》载之甚详，王逸《章句》，已引据之。《章句》又云：“（楚）武王潜号称王，始都于部，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古者姓氏有别，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又《亭林文集》卷一有《原姓…     

屈原身世及官职新说

一——屈原非楚之同姓,屈氏楚之大姓而已。《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引王逸说:“楚王始都,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检王逸《离骚章句》“……是时(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屈原列传》只说屈原为楚之同姓,但没有提供其它的资料,既然司马迁说屈原为楚之同姓,王逸也就敷衍出屈原为楚王族后裔,看得出他是根据《左传》推理的。《左传》记楚事始于楚武王,屈瑕是楚武王的开疆大臣,但《左传》没有记述屈瑕系楚武王之子。显然,王逸所谓屈姓始于屈瑕,只限于楚国及屈原系屈瑕之后的推论是靠不住的。     

屈原理想论

闻一多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人民的诗人——屈原》)而屈原的“行义”则集中表现在他的伟大理想和执着追求理想的光辉业绩上。他的理想包括政治、事业和人格三个方面。 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由分裂走向统一,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许多先秦诸子都是天下统一思潮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屈原的政治理想也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他期望楚君成为尧舜,然后通过楚国的富强来统一天下。他在作品中,反复称颂尧、舜、禹、汤、武丁、周文王、周武王等古代圣君,赞扬伊尹、皋陶、傅说、吕望等古代辅佐国君统一天下的     

《屈原职业考》质疑

吴郁芳同志在《屈原职业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1期)一文中,对于屈原的职业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种勇于提出新的见解的精神是可佳的。但文中也有一些不够稳妥之处,其中不少问题不仅关系到屈原的生平,而且涉及到对于屈原作品的一些基本看法,需要弄清。一、作者提出屈原为巫祝说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诗人的“嘉名”和“奇服”。作者认为屈原的“嘉名”“正则”和“灵     

从<惜诵>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

中国诗史上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之说,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楚族的酒文化和屈原的“逆反”精神

屈原及其赋始终是文学史上的sphinx之谜。资料匾乏,有很多问题一时难以理清。譬如,屈原是否嗜酒？就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探索的问题。我以往主张屈原是个酒徒。①看来,这个认识并不确切,值得重新考虑。研究屈原及屈赋的资料是屈赋真品以及《史记·屈原列传》等有限的文献载录等。屈原是楚王室的本家,如《史记》本传言,“楚之同姓也”。《史记》“正义”云：“屈、景、昭,皆楚之族。”楚王族以嗜饮著称;我们的诗人屈原的情况如何？说楚王族嗜酒,史有实证。《史记·楚世家》称楚王族的族姓为“聘”（女尔人自穴熊、恐熊而下,楚君名前多…     

屈原未遭“放逐”考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桔颂》《招魂》《离骚》《哀郢》等是他的代表作。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屈原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与他晚年的放逐生涯紧密相关,没有屈原晚年放逐的遭遇,就不可能有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然而,关于屈原放逐的时间地点,事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放逐”,《说文》:“放,逐也”,“放”与“逐”同义。《小尔雅·释言》:“放,训弃”,有弃置不用之意。可见“放逐”是赦罪宥免,从轻发落的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它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一,“放”是死罪改为活罪的一种处分。二,在执行时,经常是把罪人放逐到异国,并且多是当时边远国家。楚国是有这种刑罚的。《春秋·昭公八年》载:“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昭,放之于越”,于越即后来的越王勾践之越,说明放的地方是荒远之地。经考证,屈原一生中并未遭受过刑罚而被放逐。至于传说中被放逐的地点:(一)汉北(二)陵阳(三)南楚就更不存在了。要澄清这一历史事实,推翻前人定论,     

《离骚》本草说故里——关于屈原出生地的另类臆断

屈原故里是研究屈原的诸多学术争执中一个常见的话题。关于屈原的故里,最早记载屈原生平事件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文字的记载,后人普遍认为秭归是屈原的故里,及后又有江陵说、奉节说、临湘说、汉寿说等诸多说法。如果从屈原代表作《离骚》中所描写的本草来考察其故里,则会发现,在人们对屈原故里的诸多判断中,秭归说应该是最为合理和科学的。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天问》—屈原给弟子的思考提纲

对屈原为何而作《天问》,历代都有争论。《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研究屈原思想的重要史料。因而,弄清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关于《天问》的主题要辩明屈原为何作《天问》,须先辩明《天问》的主题。王逸首先提出“舒愤说”。他说《天问》是屈原放逐后,看见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叙》)。王逸是东汉人,他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     

评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治史方面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研究历史人物,尤其是擅长于研究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据粗略统计,郭沫若涉及到的古代君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农民起义领袖等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中的历史人物不下一百人.其中花力最多、研究时间最长、著述文字最丰的历史人物,是二千多年前的楚国诗人屈原.郭沫若研究屈原的文章,在三十年代有《屈原》、《屈原时代》;四十年代有《关于屈原》、《革命诗人屈原》、《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深信有一,不望有二》、《屈原·招魂·天问·九歌》、《屈原研究》、《屈原不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五十年代有《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等.     

巫官屈原论

楚辞是中国古代的奇文。楚辞产生后,以其神奇妙丽的特质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经久不衰。第一个称楚辞为奇文的人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辨骚》的开端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这里以《离骚》代表楚辞)但是楚辞为什么会“奇”?根本原因在哪里?刘勰并没有说清楚,后来的众多楚辞研究者也没有说清楚。楚辞之奇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的作者屈原是一位奇人。何以知道屈原是奇人?不必     

“屈原爱民说”质疑

“屈原爱民说”肇始于东汉王逸,其后或大力宣扬,或有所质疑,聚讼至今,未有定论。然经细细考察．实则屈原作品中被当作其“爱民”证据的所有例句无一可靠,而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古文献中也见不到任何他如何“爱民”的片言只语。相反地,从屈原狷隘孤高的个性及当时完全陷溺于个人悲愤之中的心境进行推想,他也不太可能还有心情去关注与其“美政”理想并无直接关系的民生疾苦。“屈原爱民说”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出于对伟大诗人的无比崇敬或是政治宣传目的．在误读屈原作品中的某些诗句并以之作为主要证据的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理由并不充分甚至是因果颠倒的联想和臆测．从而有意无意地予以人为拔高增饰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好为圣贤溢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无疑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而这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