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的人口转变

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社会和人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低生育率和长寿水平都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本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生育率、死亡率的重大转变,刻画我国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讨论我国未来人口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中国所经历的迅速而重大的人口转变,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伟大的实践创造出伟大的模式。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为世界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口转变必将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留下波澜壮阔的一页。     

中国生育率转变中的发展因素

9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跨越更替水平并显示出平稳起伏的态势,这是在社会发展、政策引导、全民婚育观念转变下,获得的成绩。发展,是促进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因素,是其转变的契机,并影响着其转变的全过程,因而分析发展因素在我国生育率转变中的作用,对于完善人口政策、研究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关系并促进21世纪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都有深远意义。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滞后与压缩: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特征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人口生育率转变滞后于死亡率的转变就是一个十分显著的不同点。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具有这种生育率转变的滞后特征,而且还形成了由于现代化发展失去机遇而追赶时间式的“压缩性”特征。滞后与压缩是我国人口生育率转变独有的特征。     

论家族文化对农村人口控制的影响

国外生育率转变理论认为,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经济的现代化是生育率革命和人口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生育率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也有的学者把“财富流”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流动方向和数量,作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性条件。我认为,这些以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理论,很难诠释我国农村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尤其不能解释我国农村生育率水平下降至更替水平后遇到的硬性约束,即在男性偏好支配下的超生行为。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家族文化对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文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转变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经济因素,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自效应评估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效应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文章首先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水平间的对应关系,然后通过设置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比较分析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变动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少增加4020万人,同时也使劳动力的总负担得到减轻;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为今后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时期生育率指标的局限性及其发展

最近十几年来,我国生育率水平的变化成为国家、社会以及人口学界广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生育率水平受到重视是由于它的变化直接反映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当前计划生育的成果。然而,当主要精力集中于注视生育率水平的变化,并研究其对策时,都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生育统计指标本身可能存在着不     

人口转变过度论——人口负增长下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思考

根据世界人口发展新趋势,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人口转变过度理论,并认为当前人类人口转变远未完成。随着各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类人口发展表现出“较低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负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并正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蔓延,我们将这一人口发展模式称为“人口转变过度”。首先,人口转变过度这一人口发展特征的存在意味着传统人口转变中出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并不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最终形态,但人类社会又不可能永远处于人口负增长的状态下,人类自身再生产水平终将会回升到更替水平左右,因而人口转变过度又可以分为“人口转变恶化”和“人口转变回归”两个子阶段。其次,虽然人口转变过度是在传统人口转变基础上形成的,但与传统人口转变存在明显差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口发展阶段,最主要特征是人口规模持续负增长。再次,人口转变过度形成的原因在于维持高生育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人类走出人口转变过度的关键是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并长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左右,这依然要有赖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后,世...     

控制人口的关键是普及义务教育

影响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医疗卫生状况、人们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人口政策等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变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前,人口学界越来越关注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但是,在影响生育率的诸因素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地位到底怎样,人们并不是很明确的。例如“浙江生育率变动的分析”(见《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编)一文指出:文化教育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是影响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人口政策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然而,各个因素对降低我国当前生育水平的净作用大小如何、文化因素在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中又占据怎样的地位,该文的分析是不清楚的,缺乏进一步深入的定量分析。本文利用我国第三次、第四次人口普查、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历年统计年鉴资料对文化因素与生育率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从总和生育率和胎次率的变动看计划生育的成就

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获得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胎次率资料,不仅反映出我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我国计划生育的巨大成就。本文拟就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 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水平的高低,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人     

谈谈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思路

经过二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已经在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嘱目的成就。1995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到2.0,达到更替水平,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降至17.43‰和10.95‰,人口数量增长已由过去的高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过快增长。转变为由人口年龄结构导致的人口惯性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外部环境。过去在高生育率条件下,以计划经济为模式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以降低妇女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为     

透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现实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滋生＂男孩偏好＂的土壤,并从根本上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偏高态势被看作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动因既有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类似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小家庭规模的青睐和对生育数量的自发限制,也有来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空间的相对挤压因素。然而,若没有＂性别偏好＂的前提,以及将＂性别偏好＂实现为＂性别选择＂的现代医学技术,人口转变并不会必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     

中国生育率下降积极经济后果实现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生育率下降是世界各国现代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人口现象既被视为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被看作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是摆脱“马尔萨斯均衡陷阱”的跳板。但是,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增长（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特别是在我国生育率转变具有鲜明的外生性特征的条件下,生育率下降引致的积极经济后果更不能自动地生成,而需要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进行催化。因此,制度和政策因素对于我国生育率下降积极经济后果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建立我国生育率下降积极经济后果实现的决策支持系统将十分必要。     

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

我国在世纪之交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与欧盟内生性的均衡人口转变过程相比。我国人口转变是典型的外生性非稳定过程,二者在主导因素、途径和结果上形成强烈反差。我国将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是巩固和稳定低生育率,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负外部性,促进内生性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乡-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问题

乡一城人口转移作为城市化过程,总体上有利于生育率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但是,由于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具有既不同于城也有别于乡的差别特征,因此这种转移对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必然产生一定的差别效应。通常认为,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介于城乡之间,即低于乡而高于城。但是,有关研究认为,我国乡一城迁移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已经转变为低于城市。对此,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和区域差异,然后对乡一城转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尝试性的推算,最后聚焦讨论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流动性问题。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世纪末的回顾

对世纪人类人口变化最重要和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战后亚洲的人口转变。而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所受到的关注可能超过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本文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生育率下降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一、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对比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表1展示了1950－1995年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似,生育率水平都很高,而自70年代开始,中国生育率出现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65－1970年的接近6下降到1980－1985年的2．5和1990一1995年的2以下。其他发展中地…     

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要素的形成──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供给的制度性短缺

贝克尔、墨菲和塔玛拉在１９９０年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论文中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提出低生育率和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率是摆脱马尔萨斯均衡陷阱、进入经济持续发展轨道的必要条件的论断。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在过去的２０多年中经历了迅速的转变，并达到了较低的水平，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相对落后，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供给的制度性障碍，进而使我国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变量──人力资本的积累之词的联系出现了断裂。因此，彻底消除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奠定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和人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