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杰“道德境界”思想研究

罗国杰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者。"道德境界"思想作为罗国杰伦理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三个发展阶段,即提出、发展和成熟阶段。罗国杰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境界划分为四个层次,即"大公无私"境界、先公后私境界、追求个人正当利益而又不损人利己境界、极端自私自利境界。他的道德境界理论,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个人道德修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价值。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道德进步

道德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道德进步经历了一个从臣民道德到市民道德再到新公民道德之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在本质上是"市民"的政治法律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破除了人的解放的制度障碍,迥异于旧市(公)民道德的新型"公民道德"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     

以人为本的“道德资本”

"道德资本"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为局限于"物"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出了另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有益方向;它从道德源初的建构出发,对道德进行了解构分析,并重构了道德与利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正视了人的利益追求;"道德资本"的逻辑与道德的资本逻辑并不等同,因此,它并不是以资本的逻辑来演绎道德,而是以人的道德来限制人展现在资本上的"唯利是图"的欲望追求.     

“次道德”本质论析

学术界在讨论"次道德"问题时,对"次道德"的本质不能仅从语词的角度抽象地解析,还必须联系相应的行为现象来界定。为此,主流理解中的"次道德"行为应该是指违法甚至犯罪者在恶行之后或之中实施的、仅具有"次要"地位或"次等"价值的道德行为。在此意义上,"次道德"区别于"非道德"而属于"道德"范围,是"道德的"而非"不道德的"。     

对“道德法律化”的几点质疑

"道德法律化"是"制度伦理"中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本文从理论依据和逻辑方面、在调控范围和实践论证方面对道德法律化提出质疑:试图把道德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不仅理论上存在不足,实践上也会带来许多负效应,道德法律化是不可行的。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能兼容道德——从凯·尼尔森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念”谈起

马克思对待道德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一方面声称道德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意识形态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在其著作中充斥着大量的针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凯·尼尔森在驳斥马克思主义的反道德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情境主义的道德解析模式,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视为其道德社会学和其本人道德价值立场的有机统一体,为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与道德"的主题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考模式。这不仅为一种合理的、非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可能性留出了空间,而且为我们构建一种与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道德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道德困惑”的思考——兼论重塑道德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有了惊人的突显成就。但道德建设,重塑道德权威仍是一个不可忽视且万万忽视不得的大社会问题,笔者从我国道德精神现实状态,改善现状,促进道德建设措施等方面构建本文,希望民族精神、民族本质与现代化进一步切合。     

把握“公平正义”在联系法律与道德中的“纽结”作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研究和把握法律与道德的相互统一,处理好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是其重要环节。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不仅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且有理论和实际上的现实性。明确和把握"公平正义"在联系法律与道德中的"纽结"作用,使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就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从而实现我们治国理政方式的新发展。     

伦理学的“扩展”与道德标准的“削弱”

在当代,道德问题正在逐渐替代知识问题成为哲学的核心话题。伦理学在内涵与外延方面得到"扩展"的反面,道德标准却渐趋"弱化"——"强"道德标准或被"弱"道德标准代替,或成为中立化的叙述。似乎显得悖理的这两种信号实质上宣告着一种"焕新"的道德实践研究时代的到来。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道德:追寻生存方式之“善”

道德是人类实践——精神地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道德不是一般的生存方式,它集中体现着生存方式之"善"。在道德缺失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当下,加强道德建设具有迫切的时代意义。要真正实现道德之"善"的生存方式,就必须在社会意义上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变革,同时在个体意义上每个社会成员都要自觉加强道德自律。     

当代人“市场人格”与“道德人格”的伦理学辨析

当代人的市场人格是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存在的资格和品格,属于客观自发型的、实然人格;当代人的道德人格是一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资格和品格,属于自觉型、应然人格。"市场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完善对于当代人是不可分离的,应把完善其市场人格与完善其道德人格紧密结合起来,使其相得益彰、协调共进。     

“德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建设

德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政治理念 ,中外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德治的论述。我国古代社会还素有德治的传统。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 ,赋予这一古老理念以新的生命力 ,这是又一次理论创新。德治理念的核心是政治道德 ,应当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建设。     

从培育“有道德”新人到“以德治国”

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邓小平"培育‘四有'新人"思想中要使我们的干部和人民"有道德"的要求一脉相承,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治国方略的高度强调了道德建设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了"四有"的整体性,凸显了"四有"的非均衡性,是时邓小平"培育‘四有'新人"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诗经》“罔极”说

通过对《诗经》中"极""罔极"的用例统计可以看出,《诗经》中"极"字的基本含义是道德标准和准则;相对而言,"罔极"之意是无德。《诗经》中的"极"是一个与道德心性相关的重要范畴,这个范畴上承西周初年的"皇极"范畴而来,但却消解了"皇极"范畴宗教属性的逻辑内涵,代之以社会道德和心性思想,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评价标准。《诗经》中就是以此为标准,用"罔极"对无德之人进行批判的。这个标准体现了周代文化中社会道德实践的人文精神,是上古中华民族道德自觉的显著表现。     

道德·德治·德政——学习江泽民“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国之魂在德.道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道德教育和建设可以使人性得到升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将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国"的内涵.承担着治理国家任务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做"以德治国"的表率.     

“网络社会”道德建设初探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在充分利用网络带来的历史机遇的同时，抵御其消极作用；如何加强“网络社会”道德建设，还人类一个健康、清新的“网络时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研究的重要课题。     

“经济人”道德状况的历史性

人们对"经济人"范畴是否具有道德性的问题众说纷纭.实际上,理论源于现实、是对现实的反映.要弄清理论上的"经济人"是否具有道德性质的问题,必须首先考察现实历史中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的道德状况,我们看到,现实的"经济人"的道德状况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道德矛盾”研究述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复杂的社会道德矛盾。学界使用"道德矛盾"话语也呈现多义混杂的状况,这不仅影响学术对话,也妨碍公众对道德矛盾包括道德悖论本真状态的认知。基于此,对当代中国学界关涉的"道德矛盾"问题进行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上客观界说道德悖论的内涵、理性解读"道德风险",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理论工作。     

建构和谐社会的道德思考

和谐也是一个道德范畴。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既是一个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实现道德同社会的和谐与道德自身内部关系和谐的过程。因此它也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推力,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