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墓葬的研究和对契丹文化的再认识探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辽代考古挖掘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史学界加强了对于辽代墓葬、石刻碑文墓志等文物的关注,并由此进一步窥探辽代不同时期的契丹文化,从而丰富我国史学界关于辽代民俗、社会以及民族融合等史料内容。本文基于此,着重论述辽代墓葬发展的三大时期,并就各时期墓葬所反映的契丹文化进行总结。     

辽代墓葬的研究和对契丹文化的再认识探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辽代考古挖掘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史学界加强了对于辽代墓葬、石刻碑文墓志等文物的关注,并由此进一步窥探辽代不同时期的契丹文化,从而丰富我国史学界关于辽代民俗、社会以及民族融合等史料内容.本文基于此,着重论述辽代墓葬发展的三大时期,并就各时期墓葬所反映的契丹文化进行总结.     

契丹辽帝的造像与祭祖

对辽代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祭祖进行勾沉,是研究辽代契丹民族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作论述。 一、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各地祖庙的兴建 已故契丹皇帝的“造像”及其种类。 辽时契丹皇帝为了祭祀祖宗,大量雕塑、绘制已故君主的“御容”像。辽代对已故皇帝“造像”始于何年何月,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经推断,概始于太祖阿保机时代。《辽史·太宗纪》载:天显五年(930年)六月丁己,“拜太祖御容于明殿”。说明此前于太祖祖陵陵庙内已经供奉阿保机的“御容”像。从此以后,每一契丹皇帝“驾崩”之后,均要制作“御容”像。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云:契丹皇帝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并致祭”。可见这在辽代已成为一种惯制。     

契丹人毡帐的形制布局与特点

毡帐是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便于迁徙的居室,辽代皇帝四时捺钵、契丹平民游牧迁徙,多以毡帐为其居所。结合考古和文献材料,可因契丹毡帐的形制将其分为叠顶式、馒头式和穹顶直壁式三类;契丹毡帐的结构已颇为成熟,其框架由天窗、顶杆、围壁等构成,框架外部覆以布或毛毡;从布局上看,捺钵中的毡帐可分为环状布局和一列式布局两种形式,而普通牧民的毡帐布局则比较简易,更讲求分散性和实用性;辽国建立以后,尽管汉文化的传入对契丹人的居住形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毡帐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居住形式,终辽一代,鲜有变化。     

一部系统展示契丹民族风情的文化史著──《辽代契丹习俗史》略评

契丹是公元4世纪兴起于中国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公元It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请部，建立起了强大的契丹辽朝政权，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胜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公元1125年，金灭辽。此后，契丹人逐渐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有辽一代200余年，契丹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往，民族史学者对辽代契丹人习俗文化的研究多显零散，不成系统，无法反映契丹人习俗文化的全貌。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国庆先生等撰著的《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     

"事死如生"——契丹贵族丧葬习俗中的风水因素

契丹人早期墓葬形式为"无墓葬",至辽朝建立前后逐渐实行"墓穴葬",在墓葬的选址,下葬吉时的选择上,多参用汉俗中的"风水"因素,沿袭唐宋相关风水理念.契丹贵族依风水下葬的习俗的形成,正是中原丧葬礼仪与契丹人原始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对辽代社会变迁、民族交融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赤峰地区辽代佛塔看辽代佛像的造像艺术

佛教在取代了契丹族原本的宗教信仰萨满教之后,在辽地逐渐走向兴盛。可以说,佛教丰富了契丹民族的宗教体系,同时,也在辽地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佛塔和佛教造像艺术。研究赤峰地区辽代佛塔和佛塔上的佛像,有助于了解辽代契丹族的宗教信仰和辽代佛教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更有助于了解契丹民族的审美取向。     

辽代捺钵制度研究

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人的游猎生活。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 ,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一项政治制度 ,四时捺钵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影响到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     

辽代南宰相府探讨

辽代北面官系统设有北、南两个宰相府。这在契丹民族史和辽史中都是引人注目的问题。本文拟对南宰相府的设立、职官设置及这个部门的职能做一粗浅探讨。一、南宰相府的设立在辽代北面官系统中，南宰相府是一个重要部门。《辽史·百官志》将其作为与北宰相府相对应的北面朝官机构记载下来。但是，关于这个部门何时设立，甚至其主管官南府宰相最早设置于何时也难觅其踪。“宰相”这个职官，在契丹本族的职官中是没有的。辽代北面官系统的宰相职官，应当说是契丹族在与中原封建皇朝长期交往中继承、改造传统官制的结果。《辽史》修撰者音译了许…     

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

辽代前期 ,契丹辽地主要是以畜牧经济为主 ,牧场遍布草原各处 ,畜牧经济一直呈上升态势 ;农耕经济区域虽因燕云地区的并入等而有所增扩 ,但农业种植仍是片片点点 ,无法与畜牧业相比。到辽代中后期 ,牧区变化比较平稳 ,官营畜牧经济屡遭打击 ,已繁盛不再 ;而此时的农耕区域却有很大变化 ,农业经济的繁荣 ,对辽代社会的进步及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社会对契丹和辽的认识与研究

契丹之名早在13世纪前就传播到西方,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传播和积淀,在西方社会被塑造成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东方理想国:地处中国边缘,富甲天下.探寻契丹的热望引领着西方航海探险家步入地理大发现时代.随着从航海中获得地理知识的积累,西方人才弄清契丹与中国本是一地,辽则是由契丹人建立的与中国宋王朝同期的一个国家(朝代).西方学者研究契丹与辽史始于19世纪后期.20世中期以前,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进展以及中外双向文化交流的增强,西方学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高潮,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至今约有专著十余部,论文百余篇.     

辽代契丹族“女教之道”的提倡者——记女“苏武式”人物萧意辛

萧意辛是辽代晚期契丹民族中颇为典型的人物。《辽史》虽然有《传》,但仅仅四百字左右,故仍然事迹不明,面貌不清。这是治辽史者长期以来没有问津她的原因之一。 其实,她的经历和主张,并非一般,在研究北方民族关系史、契丹民族文化史和伦理道德史时,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代表。     

契丹媵婚制考略

媵婚是我国自上古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一种婚姻制度,指女子出嫁,须以同姓娣侄随嫁。契丹婚姻制度史上存在过媵婚制,而且经历了族外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这样一个过程。契丹族的媵婚制包含的既有媵女,也有媵臣、媵侍等,而且契丹公主还有媵地,即公主头下州。从总体上说,契丹媵婚与中原媵婚、北方民族媵婚不无相似之处,惟有公主媵婚与众不同,并随着辽代社会总体性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既反映了契丹民族文化独具的特点,也体现了辽代社会前进的风貌。     

释《辽史》中的“大汉”一名——兼论契丹小字原字■的音值问题

《辽史.圣宗纪》西南路招讨使"大汉"之所指,历来颇有争议。本文根据近年出土的辽代汉文和契丹小字石刻资料,解决了这一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点。"大汉"乃是韩德威的契丹语小名,即契丹小字石刻中■■■一名的汉译。关于此名第一个原字■的音值构拟,学界众说纷纭,根据上述释读结果,并参以其他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本文将原字■的音值拟作[ta]。     

内蒙古发现千年木版画

一批有近千年历史的辽代木版画，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被发现。这批木版画中，一幅辽代“鹰军图”被考古专家认为是稀世珍宝，填补了中国军事考古的一项空白，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乃至整个北方民族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摘自《齐鲁晚报》) 内蒙古发现千年木版画@民讯     

论《辽史》中的唐古部族

《辽史》中关于党项人的称谓并不完全统一,在涉及到部族时也使用唐古一词。唐古是Tangut的对音,这个族称可能是契丹借自突厥或回鹘,通常用来指那些被纳入辽朝国家体制的党项部族。这些部族主要来源于帝国早期对党项部落的扩张和掠夺战争。在行政和军事意义上,唐古诸部已经属于辽代国族(契丹人)的一种。     

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

契丹的畜牧经济基础和萨满教的流行,加上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点的契丹礼仪,其中主要有祭山仪、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瑟瑟仪和射柳。 本文拟就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略做考察。 瑟瑟仪,是祈雨射柳的礼仪。既是契丹民族的古老习俗,也是辽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的一     

静安寺契丹文砖额为赝品说

由于辽庆陵契丹小字帝后哀册的出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以我国学者王静如、罗福成和厉鼎煃等人为首,曾经掀起过研究契丹文字的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契丹文字资料的声价也水涨船高。刻有契丹文字的一砖一瓦都会引起学者们的浓厚兴趣。作伪者也乘机而入,例如在1936年第83号《书香》上发表的岛田好的《辽静安寺契丹文砖额》一文中所介绍的所谓辽中京静安寺遗址出土的契丹文砖额就是一件典型的伪造品。这块砖上的铭文拓本还曾在《辽的文化图谱》等书中著录过。     

辽太宗引进佛教白衣观音像

辽以释废，金因儒亡。元人的总结虽然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关于佛教在辽代的发展，耶律德光的作用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刘浦江指出：“菩萨堂的建立是辽朝佛教政策发生转折的一个标志……从此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开始为契丹族所接受，并渐渐在契丹社会中流行开来。”辽代的“拜山仪”即于木叶山祭天神地祗仪，为最高宗教仪式，自太宗将白衣观音像迁于木叶山庙，尊为家神后，     

辽代籍没法考述

籍没法是辽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适用范围虽然较广,但主要则是谋反、谋叛、谋害重臣等所谓“反逆”之罪。籍没对象不但包括家产奴婢,也包括家属亲属。被籍没者多成为帝王、群臣、将校的私人奴婢,其中斡鲁朵及皇室近侍杂役使用的籍没奴隶最多。为加强管理,籍没奴隶中也设官分职,其管理机构为著帐郎君院和著帐户司。辽代籍没法的上述内容,均表现出了契丹民族所建王朝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