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危害行为处理模式比较研究

在处理轻微危害行为时,中国采用立法模式,通过量的要求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此即立法定性又定量模式;日本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将量的判断委之于司法处理。不同的处理模式,与两国自身法文化传统、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理论、法律体系等密切相关。两者各有利弊,在分清优劣基础上,完善中国轻微危害行为处理模式。     

个人信息处理“同意”行为解析及规则完善

目前我国多将"同意"定性为合同承诺或信息权益处分行为,产生了各种实践困局。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享有事实上的私权力,"同意"这一法律行为定性与意思自治精神发生背离。从制度逻辑看,"同意"实现的是合作性组织秩序,个人没有设权意愿也不设定权利义务规则,与合同权益变动规律有罅隙;从法律技术看,个人信息人格价值不得处分,财产价值处分权不由个人享有,"同意"不构成处分性的抽象法律行为。"同意"是准法律行为,行为意思与表示意思保护个人"同意"自主性及其对"同意"法律意义的认识,效果法定是对权力失衡的纠偏,避免了主体客体化。作为正当基础,"同意"是信息处理加入权的行使,法定效果是处理者既获得了限制个人信息人格价值和生产保有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双重正当性,又产生了法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动态"同意",是对信息处理决策权和退出权的行使。"同意"这一准法律行为定性,使个人信息保护的公法性强制规范与私法性自由规范形成链接,在定纷止争的基础上,给个人提供更加完整的权利救济。     

有关黄宗英学术违规问题的定性意见和处理意向

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暨院学术委员会: 兹呈上北大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有关本系副教授黄宗英学术违规问题的定性意见和处理意向,随附<英语系核查组关于本系副教授黄宗英学术剽窃行为的评价报告>.     

论政治民主中的"少数"与"多数"

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及其处理是政治领域里进行民主建设经常要遇到的重要问题。“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虽是民主决策的重要原则 ,但有其特定的范围和局限性 ,使用不当会造成“多数暴政”或妨碍少数人的自由 ,不能简单地加以对待和处理。本文结合现实对其进行了论述 ,并指出 ,在实行多数统治的同时 ,关键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使用盗窃罪”若干问题探析

使用盗窃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行为,如偷开汽车、盗用耕牛、盗接电话线路等等.考虑到它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许多国外的刑事立法给予使用盗窃犯罪以否定性的评价.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列入使用盗窃犯罪一直未得到普遍的认可,对使用盗窃行为的定性和处理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对使用盗窃的涵义、使用盗窃罪与一般盗窃罪的区别以及我国刑法中增设"使用盗窃罪"必要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析.     

抗税罪若干争议问题辨疑

本文主要探究了抗税罪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先偷税后抗税行为的定性及抗税致人重伤或死亡行为的定性等问题。     

论索债型非法拘禁行为的认定

因为认识上的模糊和分歧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对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行为定性时举棋不定的态度和回避问题的行动 ,形成量刑畸重或畸轻的结果。对刑法价值取向的趋同认识 ,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思想基础。而法律的专门规定和扩展解释 ,则是解决问题的法律依据。应当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原则 ,作出罪责刑相一致的处理     

试论少数民族民间纠纷处理模式的不足与完善

少数民族民间纠纷处理模式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诉讼处理模式的弊端、非诉讼处理模式的运行不利以及二者衔接不合理等方面,其解决路径首先应该是明确少数民族民间纠纷处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分析各个原则对纠纷处理模式的影响,然后根据原则提出相应对策。     

社会转型期集体表意行为研究——以吉林市社会弱势群体实证调查为例

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在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同时,也使得以社会和谐与稳定为主题的研究再次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将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一系列群众参与性事件笼统地定性为群体性事件在学理上是有失严谨的,对群体性事件和集体表意行为进行科学的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对集体表意行为应当采取与群体性事件不同的处理思路,妥善管理和引导集体表意行为,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而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开民声,即建立和完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     

集体所有、村委管理与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兼论“村”的公法人地位

村民是否有资格对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处分行为提起诉讼,是当下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急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在实证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背景下,法院都把集体财产处分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对村民的原告资格问题却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而且,不管法院是肯定还是否定村民的原告资格,都分别隐含了把集体财产等同于村民共有财产,或者把"村"定性为私法人的理论错误,充分暴露了村民原告资格在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的解释困境。实际上,对依据法律和政府行为设立并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的"村",我们只有把它定性为大陆法国家行政法上的公法人才是准确的。一旦恢复"村"的公法人面貌和地位,把村委会处分集体财产纠纷纳入行政诉讼,集体财产的均等分配性特征使村民个人和集体财产之间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每个村民对集体财产处分行为就都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偶然防卫的性质及处断探析

偶然防卫是指行为人基于犯罪故意对他人实施侵害行为,却不知此时他人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结果他人的不法侵害被制止,且没有防卫过当的情形.其主观上具有侵害故意,欠缺防卫意识,但在客观上又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特征.因此,国内外刑法学界对偶然防卫的定性及处理问题等存在诸多争议.     

对网络举报中若干问题的刑法分析

网络举报作为一种新型的举报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网络举报中的一些危害行为在刑法上该如何定性?刑法该怎样更好地来保护网络举报权的行使?这一系列问题尚缺乏理论支撑或尚存法律空白。对网络举报严重失实的行为,在认定时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若行为人主观方面出于故意,严重的则可能构成诽谤罪或诬告陷害罪;对于借网络举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若旨在侵犯商业秘密,则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若旨在取得财物,则可能会构成诈骗罪或敲诈勒索罪,若官方网站的工作人员借网络举报索取财物,则可能构成受贿罪;对官方举报网站泄密的行为,若构成犯罪的,宜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或以报复陷害罪来处理;对打击报复网络举报人的行为,若构成报复陷害罪的,应按报复陷害罪来处理,但该罪还有待立法作出适当修正。     

自由意志视角下的道德运气问题——析托马斯·内格尔的道德运气论

威廉斯提出了道德运气的问题后,内格尔把这个问题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关系结合起来考察,不仅深化了讨论的视野,而且阐述了某些与威廉斯不同的新颖立论。不过,由于他依然坚持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同时对运气概念的理解也存在模糊泛化的缺陷,结果导致他的立论同样存在一些严重的漏洞,一方面主张运气能够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另一方面认为道德责任如同自由意志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决的。其实,从自由意志和道德运气发挥效应的内在机制来看,任何运气无论好坏,都只能影响到行为在道德上是非定性的轻重程度,却不足以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本身,也不足以取消主体对于受到运气影响的行为后果理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诉讼欺诈的法律定性与司法处理

传统型和政策型诉讼欺诈在民事诉讼中频繁发生,并呈现出类型集中、抗辩弱化、结案特殊、事实虚构等特征。国内外对此类行为的定性存在争议,我国刑法也缺少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主要按无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处理。由于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可罚性符合成本收益均衡原则,制裁手段的失效、法律制度间的衔接化等共同决定了其入罪的正当性。要结束"同罪不同罚"的乱象,需要构建统一规则下的司法解决模式:侵财性诉讼欺诈以目的行为定罪处罚,但未达到诈骗罪法定数额的以行为手段定罪处罚;非财产性诉讼欺诈以行为手段定罪处罚。     

论我国少数民族宗教慈善的特点及局限

少数民族宗教慈善的思想基础根基于"万物有灵"观念。少数民族宗教的氏族血缘性和小群体性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少数民族宗教慈善行为的民俗化倾向明显,与日常生活紧密粘连以及慈善行为的自发性与朴素性、集体性与宗族的权威性等主要特征。也正因如此,少数民族宗教慈善的局限也非常明显,表现在慈善资源有限,慈善主体与客体"熟人化",慈善组织的非专业性以及宗教慈善的特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方面。     

危险驾驶行为定性研究

危险驾驶行为不仅包括醉酒驾车和飙车,还包括吸毒品后和无驾驶技术驾车等具有高度危险的驾驶行为。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被定性为犯罪,而对于闯红灯、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由行政管理手段进行调控。醉酒驾驶、飙车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引起社会各界对此类恶性交通事故定罪量刑的争论。对此类行为是定此罪还是彼罪,应结合具体案情,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进行认定。     

医疗行为的正当化研究

正是基于对人的自我决定权的尊重,"患者的意思是最高的法",患者的同意成为阻却医疗行为违法性的根本事由.有效的患者同意,应当是由患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以表达于外部的方式,在医疗行为实施之前作出;同意蕴涵了"接受"或者"拒绝",指向的是医疗行为及其结果;同意只需出于患者的自愿即可,并非必定理性.欠缺患者同意的医疗行为包括强制医疗、紧急医疗和专断医疗,前两者的正当化根据分别是公共利益和推定的患者同意.至于专断医疗,少数国家规定了专门罪名,有的国家作为伤害罪处理,而大多数国家则认为不成立犯罪,我国现阶段不宜将专断医疗入罪化.     

论党内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

少数服从多数是政治组织处理重要问题的一般原则,是调节组织内部的认识、行动和利益关系的基本手段,其基本前提是参事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一原则有其局限性。为此,必须提高少数服从多数的质量并保护好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     

整合视野下的行政许可定位分析

本文以一种多维、综合的视野从理论及实践的角度论述了行政许可的界限、定性以及其与行政确认的关系。行政许可的基本涵义是行政主体通过审查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予以准许的行政行为 ;其概念构成具有多方面的特性 :主体专属性、发生被动性、实质审查性、事项限定性、内容授益性、决定多样性、外在形式性和内在制度性。行政许可在性质上可分为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的特性 :形式上为形成性、羁束性行政行为 ,实质上为核准性行为和控制性手段。对行政许可与行政确认的关系 ,既要从理论上认识到两者的异同 ,又要从客观务实的角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有关黄宗英学术违规问题的定性意见和处理意向

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暨院学术委员会:兹呈上北大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有关本系副教授黄宗英学术违规问题的定性意见和处理意向,随附《英语系核查组关于本系副教授黄宗英学术剽窃行为的评价报告》。一、工作小结2004年1月2日,指控黄宗英学术剽窃行为的文章于“学术批评网”首发后,立即引起英语系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以下为迄今英语系所做工作要略:1月2日后,为了对基本情况有主动的和直接的把握,为了维护英语系的学术声誉,系务会委托系内同事对涉嫌剽窃的书籍进行技术性初查;1月6日,根据系学术小组的意见,系主任 致信英语 系全体同 事和同学 ,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