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     

明清社会思潮对袁枚思想及诗论的影响

袁枚(1718——1797)是清代著名诗人,“性灵诗派”的倡导者。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都是最活跃的。袁枚认为诗歌创作主要是抒发“性灵”:“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反对“误把抄书当作诗的拟古主义者,认为只有“解风趣”、“写性灵”的诗人才是天才的诗人。同时,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情     

论诗的语言技巧:从“言不尽意”到“言外之意”

一诗同散文比较,它并无一套特殊的语法。当然,诗有音韵格律方面的要求,但这未必是诗歌语言的本质特征,并非所有的诗都押韵和遵循格律,也不是所有押韵和遵循格律的语言都可以成为诗。因此,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一诗的语言是否存在着特殊之处? 对于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建立在这样的艺术现象上:在艺术创造活动中,诗人在语言上的呕心沥血往往是散文家所不可比拟的。薛雪的《一瓢诗话》曾经记述了一些诗人对诗歌语言的苦心追求:“杜浣花云:‘晚岁渐于诗律细’。又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有云:‘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如此者不一而足。”即使象白居     

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

宋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歌创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种理论历来备受责难批评,冯班《严氏纠谬》驳他说:“诗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与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乎?”何焯也说:“刘后村有云,‘诗人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此论足使羽辈结舌。”(《严氏纠谬评语》)他们都误解不落言筌为不用文字语言。这种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殆成定论。     

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

《玉台新咏》卷十开篇即是《古绝句四首》: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乐府古题要录》称:“藁砧,趺也,问夫何处也.山重山为出,言夫不在也.刀头有环,问夫何时当还也.破镜飞上天,月半当还也.”严羽《沧浪诗话》也称:“此僻辞隐语也.”许(岂页)《彦周诗话》云:“‘藁砧何在?’言夫也;‘山上复何有’,言出也;‘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言月半当还也.”这首诗的年代还是个问题.徐陵将此诗列在晋代贾充之前,贾充,曹魏末西晋初人.据此来看,则古绝句似在魏晋以前的作品.又这组诗第四首:“南山一桂树,上有双鸳鸯.千年长交颈,欢爱不相忘”,与《孔雀东南飞》中“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叶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文心雕龙·知音》篇义证

《吕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列子·汤问》篇亦载此事,略同。刘向《雅琴赋》:“末世锁才兮知音寡。”《古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文心雕龙·序志》篇:“怊怅于知音。”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人口众寡利弊的辩论

《庄子外篇·天地篇》载:“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     

“不学诗无以言”小议

<正> 《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这段对话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的一次关照,这次关照的核心是要孔鲤学诗,并告诫他,不学诗就不会说话。在当时,诗的地位为什么那样重要呢? 西周初年,有一种“献诗陈志”的社会风气。人们对好人好事的赞扬,或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往往不是直抒己见,而是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个     

荷蓧丈人答子路语

《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汉包咸注:“丈人云不勤劳四体,不分植五谷,谁为夫子而索之耶?”刘宝楠《论语正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寒食即事》诗寓意辨误——兼论唐代寒食清明风俗及其文化意义

《寒食即事》是唐代诗人韩翃最享盛誉的作品,历代士林都十分宝爱,清代诗评家更纷纷批注,予以称赏,其笔墨多在“托讽”二字。吴乔《围炉诗话》云:“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者也。”孙洙《唐诗三百首》云:“唐代宦官之盛,不减于桓、灵,此诗托讽深远。”尽管诸家批注,对于“五侯”到底是谁看法不一,但一般都认为此即后汉桓帝时“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的五个宦官(见《后汉书·宦者传》)。现今各种唐诗选本和有关评论未加深入甄辨、探究,远绍古人,陈陈相因,此诗作为一首“借汉讽唐”的“政治讽刺诗”几成定论。     

《薑齐文集》遗文《惜馀鬓赋》考释--为纪念王夫之逝世二百七十周年作

《船山遗书》中关于集部作品有散文,赋,诗,词,曲五部分。散文各体收入文集十卷中,其中韵文占了半数,而赋在韵文中又占了十分之八九。可以说《文集》除古近体诗外,是散文、韵文的合编。《七十自定稿·自叙》说:“‘诗言志’。又曰:‘诗以道性情’。赋亦诗之一也”。     

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谈起——与万云骏先生商榷

万云骏先生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引严羽和元好问的诗评,以证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缺乏比兴,缺乏形象”,“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批评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对婉约与豪放两派的作家、作品“褒贬从心,抑扬失实”云云。对上述观点,我有不同看法,故不揣浅陋,与万先生商榷。严羽的《沧浪诗话》成书在苏、辛豪放词派形成之后,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只批评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并无一字提及     

论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

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蔡伯世曰:‘子野词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词。情词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四库全书提要》评论淮海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或说“情词相称”,或说“情韵兼胜”,都肯定了秦观词的情,而且把他的词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评价秦观所抒发的情感呢?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及其表现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正确评价其审美价值。一、审美主体的悲伤情感的特征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的观点。我国     

严羽论谢灵运——读《沧浪诗话》札记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著作。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组成。其中,《诗评》评南朝宋谢灵运的文字有六条,加上《诗辨》、《诗体》各一条,整部《沧浪诗话》论及大谢的文字多达八条,在全书论及到的诗人中是比较多的。《诗评》云:“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     

《沧浪诗话》的“别材”、“别趣”说

一、“别材、别趣”说的开创性在众多的宋人诗话中,严羽的《沧浪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它的开创性表现在要探讨诗与文“别”的内容。“别”指的就是诗歌的特性。《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之“材”是什么?《诗话》没有正面解释,但可以从它所反对的诗风来作推论。《诗话》说:     

论通感与诗美

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多元的美感概括。 通感之于诗,我国古今均有见用。近年尤甚。这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流势。但因为文艺理论界忽视了对这一艺术手法的规律及其美学价值的探讨,以致一些运用通感手法写的诗,常被人斥之为“朦胧”、“晦涩”、“怪奇”,甚至定为“病句”,故有必要予以具体分析。 通感,在生活中 关于通感现象,应该说人们早已注意到了。 北宋词人宋祁有一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历来为人称道。清人李渔却不以为然。他在《窥词管见》中说:“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见之也。‘闹’宁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针对李氏的观点,时人方中通曾予以反驳:“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红耳。诗词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但,什么是诗的“理外之理”?方中通也未讲出个所以然。     

王引之注《左传》一失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爱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王引之曰:“药石,谓疗疾之石,专指一物言之。非分药与石为二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恶石’,又云:‘石犹生我’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药’,《韩诗外传》‘药’作‘疗’”。今按:王氏说误。药石为古人治病两种主要手段。药指汤剂丸散之类,石指针砭之属。“药石”与“疾疢”相对,同为并列结构。若谓药石为“疗疾之石”,则“疾疢”岂不成为“致疾之疢”乎?如此说法,     

关于子桑伯子

<正> 《论语》一书中提到的人物,大部分有史籍可考,一部分则已无从查考。也有一些人,介乎两者之间,在史籍中若隐若显,要化一点功夫,才能考证出他们的某些生平事迹和思想面貌。这样,对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会有帮助。例如子桑伯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论语·雍也》篇有一段记载:“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这里的子桑伯子究竟是何许人?清以前注《论语》的人多语焉不详。刘宝楠写《论语正义》,把有关子桑伯子的史料加以集中,此人的事迹才稍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