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通鉴》的史学价值

《明通鉴》是一部叙述明代历史的私撰编年体史书,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著者治史态度、内容体例、史料价值和史学思想几个方面。     

试析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主要表现在唯物史观的传入与确立、具体的史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史学方法的更新三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 ,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他们所倡导的进化史观、客观的治史态度、广泛的史料范围和严谨的治史方法在奠定我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新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想

史量才是“史家办报”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主持《申报》的22年间,史量才怀着对国家、对社会、对历史、对后人的强烈的责任感,始终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用治史的态度来办报,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史量才“史家办报”思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用治史的态度办报,二是为如实记录历史不屈不惧,不畏强权。     

建构散文与散文史研究的高地——丁晓原与范培松教授关于散文的一次交流

范培松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散文史家.进入21世纪先后出版了<中国散文批评史>和<中国散文史>,合计150万字.本文结合著者的治史实践和学界散文研究的实际,对散文治史的态度、学养积累、散文史观的确立和散文史书写中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处理等.做了对话式的探讨和说明.     

海南文化先达─—为纪念王国宪先生诞辰140周年而作

本文认为海南人王国宪在海南文化历史的发展上是有功绩的：１、整理和保存了海南古代的文化典籍；２、兴办教育事业，从事教育活动；３、治学治史态度严谨足法后人。     

立足于现实和时代需求,寻觅史学科研生长点 --读《书路鸿踪录》

如何确立科研方向,如何创新,是当前史学界,特别是青年史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探讨和学习、借鉴老一辈史学家的治史经验,意义不言而喻。《书路鸿踪录》[1]是西北大学中东所彭树智教授治史生涯的集大成之作,是继《文明交往论》[2]之后又一本论集。该著收录了作者半个世纪学术生涯中多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史学研究理念及其重大成果。全书近70万字,所收文章内容广泛。既有作者在中东史、南亚史、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国际共运史等不同领域研究的代表作,也有作者在学科建设、教材编写及指导博士生方面的心得体…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著周一良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下，治学范围涉及史学、语文学、佛学、“敦煌学”等许多方面，而以治魏晋南北朝史最闻名。周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大体上是在不同的两段时间里完成的，一是３０年代至１９４９年，一是...     

徐复观治史渊源述略

徐复观认为，史学的价值必须对现实人生和民族文化有所鉴戒。他以心性史观为基础，显扬史家主体意识，认为治史的态度比方法重要。徐复观治史渊源脉络的形成有四方面的因素，对时代学风的反省批评，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与拓展，关注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向及汲取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     

吕思勉、钱穆治史观念与风格异同之比较——以“西汉政制”及相关问题为例

比较吕思勉、钱穆这两位史学大家有关西汉政制的评述,可见两人治史观念与风格上的差异:钱氏以提取历史精神为首务,吕氏以叙述史事实态为宗旨;钱氏坚守以本土经验解释本土材料,吕氏尝试以域外新学分析本土的旧典。钱氏是上层之"士",具有强烈的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吕氏是下层之"士",怀抱热切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两人治史所取的立场不同,解释的方法、理论也不同。于是,"汉代政制"便在他俩的史著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象。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人际差异观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然而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和荀子有着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先天的差别,而荀子认为这种差别是因为后天人们在学习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努力程度的不同导致的。这种差异观的区别在东西方历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造成了东西方世界思维方式、政治体制等很多方面的差异,通过分析这两种差异观的不同和各自的优缺点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东西方的交流和合作。     

“六·一六兵变”前孙陈分歧研究补阙

陈炯明作为民国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与孙中山从政见分歧演化到兵变决裂,这其中的是非曲直非常复杂。孙陈二人关系的这种演变,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中既有个性的因素,也有对诸如北伐之类问题不同政见的因素。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人生观

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是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文化,两种文化的人生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文拟就从二者不同宇宙观、殊途同归的人生道德、不谋而合的人生态度、各有千秋的人生价值四个方面出发,探究二者人生观的同与异,以寻求两种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相互认同,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文明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中的障碍

文化普济主义的思想很难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汉人群体对待其他非华夏—非汉群体和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华夏—汉人群体看待非汉群体和非汉文化基本范式的特点,如根本性的文化优越感和教导意愿;过早培养了强烈的类似民族主义的情感。这些历史发展对文化范式的烙印,严重阻碍了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自己希望发挥的作用。所以和美国一样,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学习文明”,如何在文明对话中反思自己的局限性,是整个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90后”大学生思想生活状况调查——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例

“90后”大学生是在传统与现实的交织中走向革新的一代。这一代大学生政治观念上坚持主流价值体系,政治参与热情高,但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人生观念上开拓进取、积极主动、灵活务实,但存在功利主义倾向和厌世情绪;道德观念上思想开化,在坚持传统中创新;学习上主体意识鲜明,但学习风气有待提高;消费上个体差异大,新型消费观念正在形成;生活方式上健康向上,积极投身实践活动,但自我保护意识有待加强;恋爱方面注重实际经历,独立自主,深受女性主义影响。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没有绝对的界限,社会大众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包容的态度来看待“90后”亚文化。     

强奸犯罪之主观方面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强奸罪主观方面的修正

从两大法系主要典型国家对强奸犯罪主观方面的立法规定或理论学说来看,两者在认定主观方面的标准侧重点不同,其认定标准都存在一定缺陷;相比于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对强奸罪主观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对行为人“轻率”的心理态度的理解较富特色。我国对强奸罪主观罪过通说的界定不够全面,不符合行为人的正常认知,需要进行修正;将行为人在过失或间接故意心态支配下实施的奸淫行为一律推定为直接故意,违反公平正义原则。我国强奸罪主观方面应当修正为：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以及过于自信的过失可以构成强奸妇女型犯罪;故意和过失皆可构成奸淫幼女型犯罪。     

贵阳高校大学生租房现象探析

随着高校后勤逐步走向社会化,大学生校外租房的现象引起人们关注。那么,作为具有选择权的主体——大学生,他们是怎样来看待校外租房呢?据对贵阳地区部分高校的大学生随机抽样调查(有效样本数:436人),结果反映大学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赞同校外租房的为30%、不赞同的为20%,还有持中立态度的为50%,他们持不同的态度,而且都有自己的理由支撑。租房态度选择和评价的背后,反映了大学生宿舍生活中存在有关后勤管理的缺陷和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缺位等问题,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如关心学生的生活情况;改善学生宿舍的管理;加强学生道德、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引导,使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能健康、安全地进行。     

论儒道生命观的理性精神及其历史影响

儒道两家都致力于生命问题的哲学思考 ,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生命观。儒道生命观在具体观点上差别甚大 ,但都具有高度的理性精神。本文从儒道的生命本源观、生命价值观、生命现实关怀及生命极终关怀四个方面揭示了两家生命观之理性精神的基本内涵 ,考察了这种理性生命观对中国宗教的世俗化特色、中国哲学的生命关怀、中国文化的现实品格及生死智慧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差异:曾国藩与李鸿章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少人认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 完全接受了曾国藩的衣钵,李鸿章的身上“罩着曾国藩的影子”。其实, 曾李之间虽有许多相同之点, 但差异也是很大的。这主要体现在:在对洋务的认识,对西方“长技”的看法上, 李鸿章更高一筹; 在对外交涉上, 曾李虽一脉相承, 但二者的态度和出发点却不一样,李鸿章的主和比曾国藩的保和要积极得多;从个性和人格上看, 曾国藩的人格有很强的魅力,而李鸿章是一个有才华而乏品性的人。当然,曾李之间的差异只是迟钝与敏感、 被动与主动、 消极与积极、 开阔与拘囿的相对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