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合作和信任把握历史的脉动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合作和信任的问题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背后,包含着人类走向后 工业社会伟大变革的内涵。在后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生活方式建构和行为模式规范上,都需要基于合作和信任 来进行。而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也将会证明合作和信任是共同体生活必要的基础。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基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的实证

玉龙县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起步晚、数量少、发育形态低、成员总体不多,但涉及范围广、公益性的一面突出,对社区竞争性选举、社区利益整合、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社区结合程度越高、发育形态越高,形成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分布越均匀,对促进社区善治的作用越大;反之作用越小.而与社区的结合程度越低,但发育形态越高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对社区善治的负面影响越大.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的关联.社会资本对社会信任的积极作用在于它能够催生信任规范、传递信任.其内在机制是,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信息流动和拉长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链.社会资本对社会信任的消极作用表现为,它有可能限制成员的"信任范围",并且不良的社会资本会对整个社会的信任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治理路径创新:信任与合作秩序的视角

信任与合作秩序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从我国的实践看,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双重缺失及其叠加效应导致了合作秩序的脆弱,并导致社会治理的低效。而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关键在于从观念、制度和行动等层面重建信任,扩展合作秩序,创新社会治理路径。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即以社会中间组织为载体重构集体认同,以制度政策的完善提供明确的社会预期,大力发展公共交往体系,从而不断深化信任与合作,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社会资本与当今农村社会信任--基于一项调查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社会信任水平下降。为了整合农村社会,促进农民合作,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必须加强农村社区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提高人际信任水平,发展农村社会关系。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信任发展趋势

处于网络化时代的中国,不仅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因"网络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也因"网络化"而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社会信任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愈益多重而复杂;社会信任的内容、情境和范围极大扩展;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与结构正在形成。网络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信任发展趋势,已经或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秩序基础。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当今农村社会信任

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不断下降,最明显的反映就是社会信任水平下降。为了整合农村社会,促进农民有效合作,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必须加强农村社区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提高人际信任水平,改善和发展农村社会关系。     

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状况与特征——一项实证研究

全国大样本分层抽样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显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低信任水平,并且对未来社会信任的预期比较悲观。信任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民众对政府信任程度最高,对消费信任和符号与专家系统信任程度最低;人际信任依然以关系为纽带;制度信任尚未完善,还不能替代人际信任成为社会信任的基石;消费信任是社会信任最敏感的传感器,消费信任危机是导致社会信任崩塌的直接原因;政府信任是重树社会信任的关键;符号与专家体系的信任是建立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     

信任视角下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行为选择

留守儿童在社会支持体系中并非被动接受者,其行为选择具有自主性,而信任是影响其选择不同社会支持源的重要因素。特殊信任—普遍信任的二元分类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行为选择差异,但仍略显不足,需在先赋性—后生性关系划分的基础上,引入情感—理智因素对其信任模式及其求助行为进行细致分类与说明。依据不同信任程度,其信任类别可细化为天然信任、"自己人"信任、乡村道义信任、权威信任,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行为选择实际上是不同社会情景下情感与理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根据“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以及其对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在社会资本的三个因素中,网络密度与社会距离是呈正相关的,也就是人们交往圈子中亲属所占的比例越大,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就越远;网络多元性对社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越多,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近.信任有助于减小社会距离,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都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个人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尤其是对社会中不稳定关系的信任度越高,那么其感觉到与外地人的社会距离越近.不过,社团参与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社会资本在孔子学院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性资源。孔子学院借助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应对资源配置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社会资本通过约束合作、投资回报、心理认同这三条路径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三条作用路径都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但不同作用路径依托的信任类型有所差别,分别是威慑型信任、了解型信任和认同型信任。不同信任类型之间能够相互转化彼此加强,从而加深社会资本在孔子学院资源合理配置中的作用,使孔子学院的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     

转型期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因素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数据,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区分为强社会联系、一般社会联系和弱社会联系三个不同维度的信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资本对上述三个维度的信任均没有显著影响,这否定了王绍光等人的新理性解释模型,说明信任不是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市场化对强社会联系的信任没有影响,但是对一般社会联系和弱社会联系的信任均有显著的影响,但信任度提高不大。这说明市场化扩大了人际信任的范围,有利于提高整体社会的信任度。研究结果还表明,无论是熟人间的社会交往还是社团性的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都有显著的影响,且影响较大,这表明社会信任正是在社会互动中生产出来的。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大和频率增加,有望提高整体社会的信任度。     

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

采用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中的广州数据,把分析单位由通常的"受访对象"转换成"受访对象—信任题项",运用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信任的格局,发现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级差异;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对制度的信任。同时,拜年网社会资本对家人信任程度有正向作用,饭局网社会资本则更可能对制度信任产生负向影响,而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制度信任有正向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

在界定清楚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信任的概念和类型之后,以有机产品消费为例,通过对消费者的访谈发现当消费者感知到一个零售商的社会责任感越强,就会越发信任这家零售商销售的有机产品。而消费者的信任则会转化为购买产品的意愿,从而零售商就会从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任中获益。在公司和它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信任是一个核心变量,社会导向的公司可以用信任来改善它们的竞争表现。     

社会距离与农民间的合作行为

合作的发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有可供选择的合作者;二是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对于农民群体来说,较近的社会距离虽比较容易建立信任感,但由于人的精力所限而决定的近社会距离人群规模过小,进而导致农民找到适当的合作者的机会大大降低,使农民之间真正的合作较少发生;与此相反,较远的社会距离虽可以让农民找到足够的可供选择的合作者,解决了合作者问题,但由于农民特有的人际信任结构决定的相互信任的缺乏,也同样使合作行为很少发生.所以,社会距离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农民合作行为的减少,中等社会距离的农民之间才最容易发生合作行为,从而使合作行为发生率曲线呈"倒U"状.因此,在增大农民近社会距离人群规模没有太大的空间的情况下,促进农民间的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或契约信任转化,从而使远社会距离的农民间较易建立相互信任感,才是提高农民间合作的最有效的途径.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公民社会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理念——合作、信任、互惠等无不与社会资本理论相契合,公民社会是社会资本得到滋养和发展的温床。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因此需要大力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形成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局面,从而提升我国社会资本的存量。     

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