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

多元化经营能否增加公司绩效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文章以中国证券市场上实施多元化经营的综合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多元化程度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多元化程度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     

人力资本积累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来自“大学扩招”的证据

出口市场多元化是分散外部风险、保证贸易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以大学扩招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评估了人力资本积累与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因果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积累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市场数量的提升,2000—2006年间企业出口目的国数量的增加14.97％可以用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2)人力资本积累对企业出口市场数量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来自于高质量劳动力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通过成本效应促使企业更有能力克服高额的市场进入成本,从而实现出口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来自于高质量劳动力对企业研发水平的提升,通过创新效应提高了企业迎合消费者偏好对产品进行改良升级的能力,从而增强了企业在目标市场的竞争力.(3)人力资本积累对民营企业和高市场化地区企业出口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另外,人力资本积累主要促进制造业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拓展,但对发达国家市场的扩张效果并不明显.上述结论为制造业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     

股票流动性与公司投资：来自中国股市的证据

本文采用2003－2012年中国A股1066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股票流动性和公司投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股票换手率的大小和公司投资水平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更高的股票换手率与更高的公司投资水平相关。引入公司发股与否和融资受限程度大小两个变量后发现,发行新股和融资受限较大的公司,其股票换手率对公司投资水平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发现为股票流动性与公司投资的关系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FTA对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

利用1996-2016年间CEPII-BACI数据库的HS6分位数据,采用基于离散时间的生存分析法研究FTA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向FTA成员国农产品出口的风险率更低;在FTA成立的作用下,开始于FTA成立之前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延长,开始于FTA成立之后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则因不确定性因素而缩短;中国农产品出口关系生存概率随FTA成立时间和条款深度增加而提高;由于对贸易成本的降低幅度不同,FTA对加工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大于初级农产品。基于此,提出坚持和完善自由贸易区战略、合理引导企业的政策建议。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出口边际：来自我国制造业行业的证据

借鉴出口三元边际的分解方法,采用117个主要国家的HS六位码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了2000—2013年我国25个制造业行业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进而建立计量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对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来实现,其中数量边际起主导作用;内外部融资约束的缓解对出口扩展边际与数量边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出口价格边际的影响不一致;融资约束对于出口边际的影响作用在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之间存在差异性。     

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价值——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实施多元化战略,但对其经济后果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过454家公司2001~2003年度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发现:第一大股东为法人的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多元化折价;第一大股东为国家的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价值没有显著关系。该结果支持代理理论,即在多元化经营方面,法人大股东相比国家大股东有更高的代理成本,另外,也说明多元化本身是中性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文章首先通过拓展一个可变加成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刻画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内在机理,然后利用全国城市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等匹配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在控制内生性和改变测度方法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地区、纯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而对纯一般贸易和中西部地区影响较小或不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提升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因此,中国制造业在迈向中高端和向中西部梯度转移过程中,始终要重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此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公司多元化发展——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与政治关联的战略性运用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政治关联的建立及公司多元化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中国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有利于促进公司多元化投资,获取多元化发展所需空间;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有助于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同时社会责任履行越好的民营企业越容易建立政治关联;且履行社会责任越好的企业,通过政治关联促进多元化战略的作用越强。本研究为认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获取发展资源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提供新的视角。     

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通过把城镇常住人口家庭划分为普通城市居民家庭、农民工市民化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以避免直接用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差量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效应的估计偏误,试图更加准确地估计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并检验社会保障的作用。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普通城市居民家庭高;农民工市民化还能降低家庭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步改善消费结构;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它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家庭消费改善和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提高—总收入增加—家庭消费进一步提升,持续地推动家庭消费的增加,按现有速度测算,如果将我国1亿农民工家庭全部市民化,每年至少新增国内消费约5万亿。     

区位所得税与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近来＂两税合一＂论题已成为政府、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本文运用全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与FDI的动态关系进行检验,从实证角度揭示了全国及各大区域税收因素与实际利用外资额并无显著相关关系,由此得出税收在我国各区域吸引外资方面作用都不明显的结论,＂两税合一＂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     

集聚与贫困：来自四川建档立卡贫困县的证据

本文利用四川省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161个县域数据,分析了集聚对贫困的影响。集聚用城镇化率、工业企业密度(个/万人)、工业增加值区位商测度。研究发现,集聚对贫困有重要的影响,企业集聚和城镇化对于减贫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产业扶贫中,除了非农产业的发展或者农业产业的工业化,促进产业集聚和推动城镇化,是贫困地区持续减贫的重要路径。     

基于中小型制造业的 ＭＣＲ控制、 实施与考核研究 ———以美国卡莱轮胎公司为例

不合理的生产计划安排可能导致企业生产客户不需要的产品而产生大量库存,或者订单充足而计划安排不妥造成拖欠订单等问题,进而导致生产计划和生产现场之间的信息脱节。针对传统生产计划安排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用MCR控制表对生产计划进行控制。实践证明,将此控制工具应用到卡莱轮胎公司中,成功地降低了企业库存,加速了企业资金流动,充分表明了该控制工具在企业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性。     

中国实施TRIPS协定的问题和对策

加入WTO后,中国政府一直在为实施TRIPS协定而努力,但是仍然时有美国等少数国家对我们的诚意和所做出的努力予以否定的评价,而且,国内的一些知识产权权利人也担忧我们的知识产权法制现状。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实施TRIPS协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尝试提出解决的方案。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特征：来自中国银行业的证据

为验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的存在性和有效性,通过运用中国33家商业银行2001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用银行脆弱性衡量的银行风险与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衡量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存在,监管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同时加强银行风险行为监管。     

中国出口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实证检验——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出口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短期经济稳定与长期经济增长,中国的出口波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商品集中度的提高加剧了中国的出口波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以及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平抑中国的出口波动,加工贸易的发展则不利于中国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从政策含义上看,解决中国生产和出口多样化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出口商品的多样化发展,同时继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提升贸易开放水平并实现贸易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企业成长与盈利能力: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在投资分析时,通常将企业业绩、股东的财富创造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或利润)增长率相联系.这些联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管理者报酬契约的设计,会对管理者在资产组合决策上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方法,分析企业成长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关系.结果显示:企业成长保证了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随着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上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显著改善,但净利润增长率高并不见得盈利能力也高;在统计意义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并不一定是改善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     

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与财务指标的关系研究——来自上证180指数的经验证据

多元化战略是企业为了扩大经营规模和增加利润而经常选择的战略模式.以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盈利能力、股东获利能力等相关财务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分别与多元化战略的代表性指数——赫芬达指数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司多元化战略和公司的偿债能力、发展能力之间没有显著地相关性,而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多元化战略之间存在负的相关性.所以我国上市公司不能盲目进行多元化,否则会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